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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夜过去了，我编成了几个半截的句子，几个想用的关键词，几个……一个野心突兀地出现在我的心头。我的心思被它俘获了，我一下子沉浸在对久疏的蒙语的寻词摘句之中。 　　次日我用笔写着想，又多了几个半截句子，几个比喻，几个想法的表达。 　　次年，我还在对着它发愁。尽管心中反复涌起着一团强烈的堵噎，尽管旋律有时已经轰击和裹挟得自己不能忍受；歌子没有出现，纸上的它，依然还只是一些句子、几个段落、一行行蒙文。 　　一直到了今年，到了写这篇散文之前我还没有放弃幻想。我想在这一节收尾时使用它。但是歌没有写成。我绝望了：我缺乏足够的修养和才力。 　　二十八年变成了三十年。尽管我真地从对一种古歌的喜爱，神差鬼使地走到企图写一首如此的歌；但是，万能的造物平衡着人的成败，限制着人的野望。 　　绝望并不痛苦，它是温暖和深沉的。在计划以后写的散文《二十八年的额吉》里，我会把那几个零散小节和半截句子整理一下，但是我已经不会强求了。 　　也许可以说，在蒙古草原上的日子里，我听见过自己这条生命的、可能的和最好听的歌唱。马和歌，我发觉“这一个我”正合我意。如此一种感觉，决定了此生的我做人与处世，惠予了我以幸福和成功，也带来了我要接受的一些麻烦。无论如何，感激草原，它使我远离了另一种——我想是可怕的存活方式。如今回顾，何止单单是一时横行的“红文化”；游牧乌珠穆沁和蒙古古歌的履历，托拽得我如同坠落一般，剧烈地倾斜了自己的选择。 　　我开始朝着一个魅力世界坠去。一个幽灵已经潜入了我的肌骨筋络。它在我的深处凸动着，催化着血肉的一次次蜕变。直到今天它还在鸣响着、挣跳着、不可控制、重现不已。我不知道这是祸是福，我不敢判断究竟该骄傲还是该自省。我只知道它使我此生再无法回头。反正它不会全是坏的；至少，平庸顺从的人生，猥琐噤声的人生，与它赋与我的气质，已经不能协调。 　　（二） 　　随着一个个的变化，后来我从一个职业牧民变成了一个职业写作者。裹挟着我的时代也从六十年代来到了蜕变更新的八十年代。现代正冲淘而来，带着炫目的色彩和轰鸣般的声响。 　　忆起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可能不少人会有多少的惜春感觉。时值百废俱兴，现代艺术如强劲的风，使我们都陶醉在它的沐浴之中。穿着磨破的靴子、冻疤尚未褪尽的我，那时对自己教养中的欠缺有一种很强的补足愿望。回到都市我觉得力气单薄，我希望捕捉住“现代”，以求获得新的坐骑。那时对形式、对手法和语言特别关心；虽然我一边弄着也一直在琢磨，这些技术和概念的玩艺究竟是不是真有意味的现代主义。 　　文学领域，特别是小说领域的故作玄虚和暧昧怪奥，使我浅尝辄止和心里疲倦。一个朋友的介绍，使我偶然地碰上了冈林信康的歌曲。初听时虽然有振聋发聩的新鲜感，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遭遇，对于我见识“现代派”有多么重要。 　　关于日本歌手冈林信康，我已经写过三篇小文，还有他的一张CD解说词。此外用日文发表的，还有我和他在《朝日Journal》上发表的对谈《从两个边境看到的文化》；以及论文《绝望的前卫》。我不愿写得更多；我曾表示，就对冈林信康的分析和介绍而言，以上的文字已经够了。 　　但是在我的音乐履历中，这一格如同学历：一个被蒙古草原的古乐涂抹过耳朵、但还不能掌握它的含义的现代人，或许需要一个类似学院的阶段。谁也不能拒绝现代。如果歌声和音乐真的与人的进步息息相关，那么音乐的路上必须有一个究及现代的阶段。 　　对于我，那是离经叛道德、极其新鲜的体验。我久久地不能分辨，它的声音，是肉体？还是一种质地的美？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听觉和思路，在这些念头中间被撕来扯去。 　　过分清晰的，带着喘息和胸腔震鸣的原样的肉声，给了我异样的、首先是生理的感觉。有一个评论家说，他听冈林的音乐会时，像被铁锤猛砸着后脑。那种过度的刺激，把人几乎是一阵风般掳掠而去，使人完全不能抵抗。 　　不用说我们听腻了赝品和恶心的作假，这种嗓音当然因人而异。只是他不同，十几年听着，不管我怎样审视和挑剔，我还是一次次地肯定了他。他的音质很难形容，哪怕在震耳欲聋的喧嚣声浪中，也藏着那一丝特质。他的声音比常人高出一阶，这不单使他在嘶吼中游刃有余，尤其在低唱时，带有一种透明的男性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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