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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那边是外蒙古，嘿，苏联军。我们趴着，嘿！”他双手握成望远镜的筒状。观察哨？把守国境？……我再追问时，话头已经移开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过吧。” 　　霍洛特（horōd）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当然吃过。”我烦他打断了关东军的话题。后来我发现，他并非闪烁其词扭转话题，他不过是要享受说说这些词儿的滋味。 　　弄清楚他这一心理，费了我很长时间。就是这么回事：一些古旧的词儿堵在他心里，要找个地方，用嘴巴说它一说。说的时候需要一个听众——或者说，是需要一种确认；所以，同在一地、同在“东”乌珠穆沁东部住过的我，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他凡来中国必要会我。每次都一样，说一阵子东乌珠穆沁，再说一些别的。我和他的交流断断续续，更因他的这种习惯，一次次的话头接不上茬。 　　我渐渐漫不经心，虽然现在不禁后悔。每次挥手告别后，我就忙自己的事、而把他忘却净尽了——直至他再到中国，又一次拨响我的电话。 　　那一年在北京，三里河的宴宾楼，还没堕落为肯德基。我俩在饭馆吃着，话题全在蒙古。 　　我给他夹菜：“这是烧羊肉。”他看着夹在筷子里的肉，古怪地一笑。似乎关东军情报员接受了一个信号。“羊肉！……嘿嘿，马哈以德（吃肉）……好捏乃马哈（羊肉）。” 　　他享受着被唤醒了的两个蒙语词儿。其实，他的乌珠穆沁记忆，只有很少的一些细节。 　　说得更多些的是我，一旦倾吐开了闸，甚至忘了问问他屡次来中国的目的。没想到——老头子把一条腿垫坐在椅子上，毫不在意喧杂的餐厅。接着羊肉的开头，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一匹狼般独往独来﹑在青海境内的逐村支教、扶贫助穷的个人行动。他显然并不自觉了不起，好像这些事只是在与我谈论东乌珠穆沁之外的末节小事。而我一旁已经头晕，原关东军分子在中国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这不同寻常的行为令我震惊。 　　“教育可是重要的！……”他晃着大脑袋，严肃地对我说教。 　　“那您怎么具体做呢？是办了所学校，还是……” 　　但是这老头的自语症又来了。三里河夜间的街道上，寒风掀动他飘飘的一头银发。他解释般笑道：“我讨厌帽子！”我发觉，老头是个很有魅力的男性。我打算认真和他做忘年交了，也对他自我开张的事业开始感兴趣。但是我了解所有那些要等到下一次，而那一次，也是我们的诀别。 　　他依然住在民院家属院对门的政协宾馆。我坐定以后，见满桌满沙发都是表格和本子。随手一翻，到处都密麻麻写着学生姓名﹑年龄﹑民族﹑家庭人口﹑收入﹑申请的奖学金数额。 　　有些不是个人、而是学校的申请。我拿起一份，读着很有意思——因公路通过校舍，若顺校舍一侧沿路盖房十间，可建一座餐厅或加油站，经营所得款项可补助教育经费若干若干，现申请兴建此十间房屋所需补助五万元。附着公路和校舍的地图，以及计划中的新屋位置。 　　更多的是报表。学校把申请服部老头援助的学生名单造册，马保国﹑卓玛错﹑扎西﹑黑麦﹑乙卜拉﹑李三小——密密麻麻地一行行排列在名簿上。每一行是一个小孩：姓名﹑年龄﹑民族﹑村子﹑家庭经济状况﹑申请的补助金数额——我喜欢那些栩栩如生的活泼名字，从那数不清的一份份有趣名单上，一座座藏回汉杂居的村庄，声色气味跃然纸上。 　　我翻阅着，心情复杂。服部老头在中国教育扶贫的钱，是他自己在东京的两处公司（一处医疗器械商店和一处和服衣料店）全年的赢利。他把挣来的钱收集到手，然后就直奔中国。几年后他选定了青海为目的地。我问他为什么没选内蒙古或乌珠穆沁——话一出口自己先感到不必要：乌珠穆沁太富裕了，而且，恐怕也没有表现出如青海农村那样对教育的热爱。 　　“青海也有蒙古人！……”他高兴地对我嚷，“也有你们回族……有一个村子两个民族打架，我去劝他们。嘿，我站在中间，我不怕。”他的话题是高速转移的：“你听说过俳优座﹑文艺座么？” 　　我不自信地说：“知道一点。好像是左翼剧团？” 　　他满意我什么都知道一点：“对。我的以前的妻子，嘿嘿，是文艺座的。是女演员。所以他们说，我是受了老婆的影响，哼！” 　　一瞬间他似乎回忆着那位女性。他沉思着，又脱口而出地说：“今天的日本右翼，没思想！……” 　　我听得有味，追问道：“那时候的右翼，是有思想的么？” 　　他说出一个著名的人物，我姑且顺手编个假名称之青原吧——“我曾经在青原先生家住过半年……” 　　这名字即便在中国也很响亮。准确地说，是个让人感觉恐怖和躲之不及的名字。我感到了隔膜，甚至感到严峻。我在脑子里搜寻着一些知识印象，那种门客弟子的关系，仿佛在什么电影里见过一点。我想开个玩笑：“在青原家做什么？扫地干杂活吗？” 　　“——在各方面受到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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