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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他说这一句时,那表情的庄重至今使我难以忘怀。一瞬间,在沙发上他仿佛摆出了当时的姿势,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我警醒地品味着日本问题的复杂。那一刻他描绘的“青原”家,使我如身历其境,一瞥了一幅旧式的门客图。咀嚼着近代日本的左翼右翼,我笑着但心里紧张。接着问:

  “后来您就当了关东军?”

  “不,我不是军人。是自愿的……总之,叫做关东军情报员。”

  “也穿关东军的衣服?”

  “不穿军服。”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猜测着,我一一询问,但他对我问及的诸如大陆浪人﹑右翼团体等等,无一不连连摇头。我发觉,界定或判断他的年轻时代是困难的。何况又有一位文艺座的左翼女演员,那遥遥的形象使我浮想联翩。

  “您夫人,那文艺座女优,后来呢?”

  他不想纠缠这个话题。“我是任性的人,她吃苦了。”

  我琢磨着他。显然,从年轻时起,老头经历了复杂的故事。

  企图用一个概念的套子把这个不驯的老头笼括是困难的。就这样,他一直也没给我讲清——五十年前怎样到了东乌珠穆沁﹑怎样给关东军当志愿民兵的往事;就像他也一直没让我听懂——五十年后他怎么去了青海,怎么给各族儿童分发助学金的行为。

  我只是尖锐地感到:在这颗白发飘飘的脑袋里,存在着一条中国人很陌生的思路。反正,业余关东军已经变成了志愿支教者,他剧烈地变了。虽然听他的口气,他觉得自己从来未变。

  他毫不理睬宾馆房间里乱堆乱撒的申请表和助学金发放名簿。“嘿嘿,不用看,虽然……没有用,不用看。”他的表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他认定自己的事,就是按名单发钱。

  他的心思惦着别的,随手把一沓名簿扔在茶几上。“一个村子的小孩,家里都很贫穷,给谁又不给谁呢!”他自语般说。我摸起一本,满本的一页页上,申请的助学金数额,都写着五十或者八十。望着那些马保国和卓玛错,我心里又泛起说不清的滋味。

  “去年您怎么没有来呢?”我问。

  “店里不景气,钱不够。”他望着我。好像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坏处,只是妨碍了他去青海。“今年,我朝姐姐借了一百万日元,说以后还她。”他自语着又呵呵笑起来,“嘿,还什么呢,她知道我任性。”

  想了很久。

  最后我犹豫着说:“也许您愿意我把您的事情,在报纸上介绍一下?”

  没料到,老头正色道:“不!在报纸上登出来,事情就变了!我从来拒绝在那种地方……”

  我深深感动了。

  从那晚起,我在内心里把他认做了朋友。不仅如此,后来我觉察到:在我的潜意识里,居然总是在等着他。

  有一个在日本留学的青海籍蒙古小伙子,曾随着老头,在青海家乡的农村跑过。我和他用蒙语谈起老头的时候,他使用了这样罕见的表达:“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我在偶尔想起他的时候,心头好像掠过一丝什么感觉。终于蒙古小伙子学成回来,带回了服部老人去世的消息。

  缘分就这么短暂。他的人生和思路,至今我也没有弄清。尤其是东乌珠穆沁,虽然我知道他与我交往只是由于那一点,但在那颗银发蓬乱的大脑袋里,东乌珠穆沁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痕迹,我一直没能究明。

  前年回乌珠穆沁草原,顺便坐车去看乌拉盖河上的桥。那座桥是我年轻时的一道界线,分开不熟悉的南部和我们的牧场。

  河边有一片废墟,同行的蒙古哥哥告诉我,这就是原先的旧庙。

  他指着斑驳的土块讲给我,原来庙在这儿,有一年乌拉盖河发大水,冲毁了庙。再后来佛宇再建,庙搬到了今天的地点,叫做新苏木。

  “那是哪一年的事?”我惊醒般问道。

  “好像是1954年?还是……”哥哥也记不清了。

  我猛然明白了。一霎之间,一项拖拉太久的考证完成了。不管是1954年还是1958年,无论如何,新苏木营建的时间,一定在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怪不得服部老头没听说过“新苏木”!……不是他的记忆混乱,而是那时没有这座庙。关东军控制草原对苏蒙虎视眈眈的日子,也就是他在乌珠穆沁的东部打发掉自己青春的那段日子,正在旧庙被水冲毁﹑新庙尚未重建之间。

  我只有他的两张照片。

  一张是我和他在中协宾馆的合影,另一张是他在青海,密麻麻的藏回汉蒙各族的小孩,紧紧簇拥着银发飘飘的他。从东部乌珠穆沁到西极的青海腹地,他的一生贯彻的,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呢?

  若是拆开了这精神,里面有些什么呢?知行一致,知耻近勇……都是些孔孟之道,都是中国人对之大打哈欠的东西。

  一介之人,因时代大潮的裹挟,会走过弯曲的路。不用说政治,尤其是政治的迷误不可避免。但是,在冲淘的时间里,一些人——因基因不同他们的出现很不平衡——的气质和内藏的精神,会渐渐显示,最后在终点附近给人以震撼。被扬弃的只是政治的方向,那气质和精神一定要顽强挣扎,击败蛮横裹挟了他们肉躯的历史,完美一个个自我脚印的轨迹。

  不能不说:小小日本这样的人多,而泱泱中国这样的人少。

  听说他的死讯后,我便想写这篇小文。我恪守了他的原则,如今已无功利之嫌。文章甚至不是为了他,反而是为了我自己。

  遗憾的是好多事还没弄清,比如共同地点的青春。我一直盼着和他再作一次深谈。甚至想,若是能再次访问日本,我要找到他的那位文艺座女优,把当年的事问个究竟。我盼着告诉他关于新苏木的变迁故事;告诉他在乌珠穆沁以东、在大草原的一座座苏木以东,他和我的青春位置。但是已经不能够了!我只能到他最后留下脚印的青海去,到共和县﹑到海南州,看看那些得到他帮助的孩子、看看那些他修葺过的学校,并接着思索他的一生之谜。

  2006年4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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