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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追忆的苏木

  初遇服部老头,是在“茉莉花”读书会上。

  如今回忆着,那回讲演的地点确是茉莉会。那个会的名字,意味着他们对喝茉莉花茶的中国的兴趣。讲罢时记得有鼓掌,听众们仿佛也满足。我虽然眉飞色舞,其实心情黯淡。曲终人散,我要的不过是赖以支撑漂泊的讲演费。那种讲演,那种对日本读书人胡扯一番乌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为,于我虽是熟练惯技,但却常诱发莫名的烦恼——草原、我、日本,这三者之间实在是太不协调了。

  讲台下,一个老头走近来,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时候,全然没想到会与他发生一段友谊。更不能想象会因他激起写作的冲动。他走过来,对我说的话是:

  “您讲演时总说到:在东乌珠穆沁以东,有一个新苏木。我怎么记得有噶黑勒苏木,有农乃苏木……而没有新苏木呢?”

  我急着想回家,不想花费口舌。我哦哦着,听不进他唠叨的一串地名。但下一句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脚:

  “我和你,在东乌珠穆沁的东边,在同一个地方,送走了青春!……”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与东乌旗有着纠葛的人。他的那个“东”字,“jū”,说得特别清楚。这有点像我,总喜欢强调我们是在“东部的”乌珠穆沁插队,生怕别人误认我们是“西旗”的二等草原沙窝子出身。

  我停下来问:“您在东乌珠穆沁住过?在哪里?”

  “在你说的最东边的苏木以东,你知道农乃苏木吗?”

  “当然知道。您说的农乃苏木,离我所在的新苏木,只有一百二十里,用公里算是六十公里……”

  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头的第一次谈话。

  满嘴的苏木,其实就是“庙”。他会说一点蒙语,尤其喜欢反复地用蒙语说东乌旗的一些地名。我恍惚听他自我介绍是当年的关东军,就住在我们公社以东的﹑过去叫农乃庙的乌拉盖牧场。

  当然,关东军听不懂公社化以后的地名,而知识青年也不熟悉寺庙的事。幸好我当年对什么都感兴趣,所以多少知道几座喇嘛庙,这样在日本,才勉强能和老头对话。

  服部老人的话题其实并不多,不过是因为我讲话中提及的地名离他的记忆太近了——这使他兴奋。这兴奋能导致什么结论呢?他好像也不清楚,所以总是反复说“我们在同一个地方送走了青春”。

  您是日本关东军,我是北京新牧民,咱俩能算有共同青春吗?顶多是有着共同的青春地点而已!……我暗自寻思。不过那时人在花花东京,在那里无奇不有。应酬一番之后,我便忘掉了他,不管他怎么在农乃庙吃过奶豆腐。

  回国后,有一两年总感到他在寻找我。

  好像有过一两封明信片,依稀写着服部的名字。但那时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来信,我不仅顾不上回复,甚至不在意是谁寄来的。直至有一年电话中响起他的声音,我已经想不起“服部”是谁了。

  不过,再次见面后“东”乌珠穆沁的话题,又使我们亲近起来。

  他大咧咧地盘着腿坐在中协宾馆的沙发上,语气短促,滔滔说着。一头银发散乱,只是嗓音和那年东京一模一样。提起茉莉会,他不在意地说:“他们让我讲一次过去的事,我没答应。”边说着,他一边靠向我:

  “他们怎么会理解呢?”

  那口气宛如在强调,理解他的只有也在“东乌珠穆沁”度过了青春的我。不能不有一点感动。我很难再无动于衷,开始想了解他了。“您那时,名义上是关东军……”

  “关东军情报员。”这个词,即便后来若干年后,和他交谈了若干次后,我也没有完全弄懂。什么什么“员”,就像“研究员”一样,并不标明阶级学衔,只是一种职业性质的描述。

  “那么在乌珠穆沁,具体地说,您那时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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