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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达(1)


  韩淼面孔上一共有三种气色,灰、白、淡青。于是也就有了三个相衬的表情:不动容的五官平铺在那儿,眼皮松弛到极限,目光有点瘫痪。这个表情在她二十四岁时被他看成稀有的宁静(我知道他想用的形容是“圣母式的”)。这时她四十二岁,佩戴这表情和灰灰的清晨脸色,是令他敬畏的。韩淼上班前的脸色转亮,他知道那是她涂了底色。这样就开始了她很正式的法律公司职员的一天:眼睛、眉毛,嘴角,都用着一股力,微笑也带着一股力。他到她的公司办公室去过一回,见她清亮的白脸蛋儿上肌肉饱胀着,语言、笑容,与同事的一两句调侃,都在她白色光润的皮肤下被那股力很好地把握住的。她倒一点不冷落他,忙进忙出不时总会给他偷情似的一笑。只是眼珠子的笑,很霎然的,一个妩媚划过去(只有一次,我在一个Party上,看见韩淼对老杨这样迅捷地妩媚过)。但他在她办公室就只敢坐在指给他的那张椅子上,坐得四方四正,心里并不为有这样练达、强干的妻子得意。以后再怎么也不去她的公司了。尽管韩淼那次回来带种怂恿的意思告诉他,公司里两个女实习生说他“可爱”。她是故作怂恿的,知道也不会把他怂恿得怎样,乐得大方一回。他在半夜十二点半下班回到家时,韩淼是洗得过分干净而有种微微发青的肤色。她总是靠在床头看书,发青的脸上,所有对他的不满、怜悯、嫌弃、疼爱都泛上来。她面孔这时真不好看,所有的好看都失了踪。他一般到卧室点个卯就去厕所。小便、刷牙、洗澡,看看韩淼看剩的报。她一般在他进卧室报到时就身子往下一沉,沉进被子里,同时一手熄床头灯,表示她等待他,为他熬夜,情分尽到了。有时她会在被子里对厕所说:“杨志斌,给你留了饭在冰箱里。”

  他们一直跟大学里那样连名带姓地称呼对方。有时他想,到老了他俩还会跟大学同学似的。这样反而浪漫,一生一世的做同学。

  “杨志斌,这么晚了,烟就不要抽了嘛!”韩淼在床上叫,声音跟办公室里很不同,既无助又权威。对抽烟的恶感,是韩淼和美国女人学来的文明。

  他赔理地说:“就抽一根!上班六个钟头不能抽……”

  他在一个办公大楼上班,穿件紫红制服,手里拿个报话器。旋转玻璃门边置张桌子,下班时间过后,进楼的人必须在桌上摊的簿子上签名和记下进出的时间。有什么事报话器是通警察的。上班快一年了,杨志斌不知“有什么事”会是什么事。进楼的人像看不见他一样直接到簿子前签名。有不知规矩的,他只需小叫一声:“Excuseme!……”那人便拐回来,还是跟没他这个人似的,直冲那桌子和簿子去,唰唰划上名字。即使他谦卑的手指点出他签错的位置,还是不能使他的存在获得承认。那人抱歉地笑笑,纠正自己,嘴里客套两句。抱歉和客套也不是具体的,有针对的,总之他是在人们大而无当的无知觉里尽职。

  韩淼又叫两声“杨志斌”。他有了一点讨厌的心情,却不完全是讨厌妻子。他走到阳台上。阳台很小,像国内所有人家一样,这阳台是狭小空间的一个挣扎。在美国,他们的居处没那么挣扎的,不过是舍不得阳台冤枉地空在那儿,这里的中国人家都不习惯在空间运用上太挥霍,有车库的人家车库常是盛剩余物资的,车却泊在公用地盘上。实在盛不下,就举办个“GafsgeSale”,或是“YardSale”。一间车库的东西全倾倒出来,开肠破肚般的,花花绿绿的杂碎铺出偌大一摊:改朝换代的家具,衣服,成年的孩子们曾经的玩具,骑过的自行车,主妇们图便宜买回却不想活受罪去穿的各色高跟鞋。杨志斌逛这类旧物摊子是享受的。他有次买回四张塑料餐椅,椅子腿一条不残,一共才花了四块钱。韩淼听了价钱,快乐的人都轻盈了,利落地把它们擦洗一新。现在这些椅子一只摞一只,摞在阳台角落,上面还放一只装满旧书的纸箱。紧挨那一对仿青铜的天使,也是从某家的“车房拍卖”买的。其余是一些旧厨具、餐具,两个台灯,一对蜡盏,还有一幅镶在镜框里的佛像浮雕。零零碎碎的是些瓷花瓶,水晶摆设、几打音乐磁带和两把吉他。一只没有梳妆台的梳妆凳,粉红夹银花纹的缎面,温柔得不够正派。大部分东西是直接从别家车库搬进这阳台的。没多少花费就把阳台堆个半满,韩淼和杨志斌对这点很知足。至于每添件东西就多一层尘垢的积攒,就少了几度活动半径,他们不以为然。他们还尚待发现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就像那次在迪妮斯家看到的那气魄很大的空荡,四千尺的屋几乎什么也没有,墙都空出来挂画,地板冷傲闪光,托着无比精细的一块绿地毯,很遥远的,摆了些沙发、椅子。一行楼梯旋上去,旋入一个炮台似的小格局。(我听迪妮斯说,人睡在那上面。)韩淼和杨志斌为如此荒诞的空间运用几番交流眼色。从迪妮斯的Party回来,韩淼对杨志斌说:“摆两个篮球架,迪妮斯家可以赛球。”杨志斌直是感叹地摇头,不屑评说地苦笑。他们去过现代美术馆,几幅画是大大小小几张帆布,上面涂了白颜料,画框却是煞有介事,一点不偷工减料。那时杨志斌刚进入“伴读”角色,到美国不满一礼拜,韩淼告诉他,画这些空白的艺术家很有名,这个画派也有说法,叫“Minimalism”,就是表达的无限缩减,简化成零,相反零又是无限的表达。韩淼在跟他讲解时,她自己也是没半点心服的。她和他的认识最后统一了,认为那类画家在拿全人类开玩笑。(韩淼告诉我,迪妮斯的房就让他们想起那派被称为“画”的空白来。)

  烟抽到一半,杨志斌想起阳台也不是抽烟的地方。楼上一家人打过两次电话来,请他不要在阳台上吸烟。烟冒到上面去,把三个孩子两个大人给祸害了。电话是和气的,第二次比第一次还和气。女主人他是见过的,见了便笑,牙齿全笑在脸外面。三十八九岁,牙上还箍着金属矫正器。跟她女儿一样,未来会有个矫正过的标准笑容。

  杨志斌掐掉烟,很不舍得外面凉而辣的空气,慢吞吞拉开门。忽听见楼上也在开门、关门。楼上人家不知谁又给他无辜地祸害一次。说不定女主人专到阳台上等着捉拿他这股烟味的。脚步在他头顶吱吱地走走停停。听也听得出,那是拥挤热闹的一个家庭,也是不荒废任何一寸领土而放满新旧家具和摆设。也跟他两口子一样,在憋足劲存钱,存够了去买个带车库带小院的宅子来,好有更大空间去填塞(迪妮斯那样阔绰的空间的确有些不成话,我们中国人觉得住在塞满家什的地方比较安全)。

  每天早上,杨志斌在韩淼忙乱梳洗时一动不动地醒着。她总是免不了搞出颇大响动:冰箱门是甩上的,杯子底也必得砸一下桌面,所有化妆品被拿起被搁下也是非得在假大理石的盥洗台上磕出声响。每一样响动都让他躺得更静止,呼吸也夹紧。韩淼吃完早餐进卧室来换衣服,动作也是响的。卧室里淤积了一夜他俩的气味,此时已成厚厚沉淀,被她的动作搅起一股股风。不仅仅是妻子一个人在响,她只是整个主流社会响动的一个细节。主流社会的每一分子都在同时间,不同空间做着完全统一的一套集体动作。这套动作是程序化的,机械的,因而是极为靠得住的。主流社会成员们在各自小格局里弄出响动其实是遥相呼应的,是被一根无形指挥棒指挥着。因此韩淼响动得理直气壮,她拉抽水马桶的那种果断,带点发泄意味,其实是巨大集体音响的一个细小和声。她是有道理发作的;一个家庭的经济主力完全有道理“唰啦”一下,一拳捅进外套的袖管,将两腿踹进裤腿,两脚登入皮鞋,弄出皮肉与其他无机物的摩擦、碰击之声,都是有道理的。尽管她主观上一点没有发作的意思。韩淼最后看一眼床上的丈夫,目光温存,躺得再死他都觉得出它的软和、温存,如同母兽出猎前对犊子的一个温情回眸。之所以有如此目光,也在于韩淼对自己不幸有如此的动物母性而无奈。因而她一早上的摔摔打打,那与庞大社会主流里应外合的种种响动,以这一温存回顾而收了场。她心疼他:他一表人才,正当年盛,曾在社会中在事业中在女人中处处找得到位置,此刻却在这个社会声势浩大地进入趋动程序的早晨,蜷睡在局外。他浓黑油腻的头发之下,那曾经标致的脸容,过多睡眠形成的永久性睡眠不足,是韩淼看不得的。多看她心里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愤怒。不光是对杨志斌愤怒,好像有一大堆东西,比如时运、环境,宿命的暗中摆布,包括她韩淼自己,都要对眼下这个令人既嫌恶又怜惜的杨志斌负责。这个胆怯得连在人前说英文的胆量都没有的杨志斌。韩淼在他绝望地支吾英语时,偶尔心里会有另一个杨志斌:弹吉他、唱歌,歌是英文或西班牙文,他并不懂词儿,却给他唱得很漂亮。杨志斌学过六个半月西班牙语,就够他拿来玩了。在他那儿什么都是好玩的,弹几下钢琴、吉他,写两首没韵亦没标点的诗,球无论是踢的是打的,他都在行。所有的东西他一玩就会,会了就成功。杨志斌和韩淼在大学认识的时候,他身边一圈女同学,他的容貌和才能其次,首先倾倒她们的是他的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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