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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后来，我们回上海探亲，与人谈起了他，那人几乎是惊呼了起来，说道：原来他在你们那里！就好像是我们将他藏匿了起来。那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驱，红卫兵的一员，所有的革命的起落跌宕都在他胸中一本账。那人告诉我们，当年在文化广场召开过他的专场批斗大会，斗大的字写了一条街的围墙，写着，打倒反动学生某某某。某某某就是他的名字。这名字可是振聋发聩的。那人怀恋地谈起他的政治主张和理论原则，以及他所组织的盛大的行动。革命真的是狂欢节，而他是狂欢节的首领，坐在众人拥戴的宝座上。那人遥想过当年，便急于倾听他目前的情况，还有，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很惭愧我们一点也说不上来什么。他的表现极一般，没有什么是值得加以描绘和渲染的。这完全可能是我们缺乏洞察力的缘故，我们没有觉察，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什么样的历史性的人和事。不过，还有的是时间，我们还可以继续和他在一起，这是历史赐予的良机。那人失望过后，又继续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他的道听途说。他出身于工人世家，可尽管如此，也没有减轻对他的处罚。他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就销声匿迹，却原来是到了我们那里。那人又一次这样说道。甚至，就连他的家人都没能幸免受他株连。他的弟弟，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说来也奇怪，这个三代工人的家庭里，尽出高材生，孩子们大都学业出众。他的弟弟本已经参军入伍，连军装都穿上了，编进了新兵连，却因他哥哥事发，脱下了军装，去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插队落户。 　　就这样，我们带着新的认识和崇敬再回到他身边。可是情形依旧，没有变化，没有新的升华发生、由于日渐捻熟，他益发显得平常，以至庸俗。他和他的同屋常生龃龉，都是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通常是发生于女人间的。比如，将吃剩的鸡骨鱼刺扫到同屋的床下，用了同屋打来的开水，湿衣服挂在了对方的箱子上，蚊香燃着了人家的床单，等等。这些事倘若在关系好的时候，至多只能算是恶作剧，大可忽略不计。可当关系有了裂缝，彼此生出成见了，性质便不同了，就变得比较严重了。平心而论，他虽是历史的风云人物，可在日常生活中，实在乏善可陈。他有一种上海人称做“精刮”的做派，就是出不敷入。只占便宜，不肯吃亏。其实呢，亏都不是大亏，便宜也就是小便宜，算大账是划不来的，但小账上确实有盈利。眼光是短浅的。这就叫“精刮”，大大有损于他的形象。所谓“风云人物”毕竟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具体的是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学校奉上级旨意，将有政治问题的人集中起来，脱产办班，学习改造，历史的严峻性才又回来了一些。人们重又恢复了对他的热忱，从中体验到激昂的感情，连他的同屋也放下芥蒂，对他说，你全力以赴会对付学习班，你的营养问题由我负责。从此，杀鸡宰羊，日烹夜调。然而，学习班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严酷。学校显见得是走过场的，念念文件，训训活，每个人谈谈思想，仅此而已。气氛相当宽松。回到宿舍，又有美味给养，大饱口福。这样过了几天，形势就淡了下来，提供营养的那一位积极性也感受挫，便懈怠了，他倒反有些不满。那一位想，又不是我该你的，情形竟比先前更紧张了一些。好在，学习班也到头了，各回各的班里继续上课，一切恢复原状，总算没有酿成新的事端。 　　他的同屋也是那一日登上县城码头的，四十个中的一个，是师范学院体育系七０届毕业生。学历，专业，经历的传奇性，都比不上他，但这一个却具有着个性的色彩。他是上海街头真正称得上时髦的人物，是骨子里头的时髦。他的发型是板刷式的，平平地推过去。他总是赤脚穿一双夹趾拖鞋，这一个装束和那个“哲学奇才”相同，但效果有所区别。“哲学奇才”是名士派的，这一个则是嬉皮风的。他的裤腿一高一低地挽着，脖子上挂着一把吉他，是西班牙式弹奏法，然后，很讽刺地弹奏《东方红》，将其时的国歌弹得很是颓废。他出生在一个私产者家庭，一九四九年以后家道中落，从原先的花园洋房迁入嘈杂长弄里的一幢弄堂房子。每天放学回家，他从后门走进潮湿阴暗的底层客堂，后阴沟涨溢的污水气味一直漫进房间。母亲在二楼卧室开着无线电，唱的是京剧。成年后，他一听到京剧，就感受到一股没落的气息。他是在新政权的阴影中生长起来的一类人，心底是压抑的，对社会也是游离在外的，抱着漠然的态度。他虽然没有成为“反动学生”，其实是比那一位更具阶级异己的性质。那一位是处在政治社会的中心，成为对立面仅只是历史的误会。这一个则是真正的边缘人，他所以没有沉沦到底，那是出于享乐的天性。他爱玩，游泳，唱歌，船模，排球，等等。他对生活还是有兴趣的，在这个沉闷的县城里，他都因地制宜地找到了快乐，那就是钓鱼。他扛着鱼竿去钓鱼的样子，真的是很迷人。他对生活的认识是感性和具体的，注重细节，这使得他对政权的不满，不会概括归纳为抽象的理论，从而招致危险。这种不满，在他竟是表现得很有人情，那就是，他对所有的失意的人施以强烈的同情和关怀，尽管有一些失意并不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他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容忍了他那位同屋的恶习，而终于相安无事。 　　在五河县中，受他庇护的，还有一个老教师。老教师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官，现在学校教数学。他至今保持着黄埔军校严格规范的操行传统，衣着特别整齐，从不见他敞领捋袖的。在最炎热的夏天，他走进课堂也是穿着中山装外套，领下的衣扣，扣得严严的。他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绝对一丝不苟，有一个字说差了，也要纠正重来。他早年丧偶，自后没有再娶。天好时，他将被褥箱宠搬出门外，支一张凉床晒霉气。在他的箱子里，有一个绣花绷，显然是他亡妻的遗物。体育系七０届生看了，很受感动，便暗下决心，要负起保护他的责任。他年老体衰，但身住一室。五河县中校舍很大，宿舍间距较远，又是在县城边缘，靠近农田。体育系生想搬过去，与他同住。可老黄埔生独处惯了，并不欢迎有人进驻。体育系生很能理解，以为这是一种高尚的习性，不像他那位复旦的同屋，全是低级习性，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他人。可是他又不放心老黄埔生一人独住一室，考虑良久，就交给他一个叫操的哨子，嘱他若遇到紧急情况，就吹这哨子，他将闻声赶到。老黄埔生也受了感动，他对这上海小伙子生出些喜欢，可长期的单身生活，已经使他很难与人深交。倒不是有什么防范心，而是不习惯。但体育系生则以为已经足够了解他，并且也取得了他的了解，不是有句话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吗？有一些晚上，他提着酒，端着新烧的菜，到老黄埔生屋里，二人开宴畅饮。喝到深处，老黄埔生红了睑，眼睛里也有了水光，有些倾心相告的意思，结果还是什么也不说。不过，对这样的晚宴，他终究表示出了兴趣。这样，他们这一老一少，就成了莫逆之交。虽然，彼此相知甚少。即便是喝酒喝出了眼泪的这一刹那，心和心还是隔得很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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