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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杜莹莹的来信还含蓄地问到她“有没有碰到称心的人?”白慧看了这些关心的话,不由得从鼻腔里冷冷地哼出声来,那颗受过重创的心中便翻起一个小小的、苦涩的浪头。每当此时,她都要驱马,迎着风,在草原上尽情驰骋一番……

  常鸣从未来过信。他们自从那桩可怕的事情揭开后,谁也不知道谁如何了。在她刚刚来到草原上时,还曾给常鸣写过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寄。她手里捏着写好的信盼望邮递员快来;邮递员到了,她却躲开了。信留在自己手里,到现在纸都搁黄了。然后,那些沉浸在爱的甘甜中的日子,包括所有细节,她一点也不曾忘掉。经过的事就象一幅连着一幅的珍贵而迷人的图画珍藏在她心底,偶尔也会象流光一样从眼前一掠而过。那河口道三十六号的亭子间,小圆桌,爬满藤叶的窗洞,以及月光中分外恬静的小槐树林,大街上双双的影子;还有常鸣的种种形象——站在船板上湿淋淋的、病中的、侃侃而谈时的,他的声音、动作、笑貌,说过的话,都象刻在她的心上一样。特别是那充满爱和幸福的目光,常常对她一闪一闪……但这一切再不会回到她身边了,不属于她了。仿佛给一阵凶猛的风暴吹去了……

  有一天,她忽然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大大惊动了她,是郝建国寄来的。

  信上提到了运动初期他们在校门口打那个女教师的事!居然还提到了常鸣!

  据郝建国说,“常鸣去到学校找你,吵闹着要揪你,说你打了他母亲,要和你算账。这小子蛮不说理,充满对你的仇恨。我呢?也不客气,否定了这件事。我叫他拿出证据来,他拿不出来,我把他驳得无话可说,他才走了。不过,你别害怕;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不必追问、打听,更不要对旁人说,反正这儿有我,谁也怎么不了你。我永远和自己的老朋友站在一起,你自管放心好了。我只是不明白,这小子怎么知道你打过他的母亲?”并嘱咐她“你如果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尽管给我来信好了。不要对旁人说,更不要对杜莹莹说。”

  这封信搅得白慧整天胡思乱想,冷静思考之后,却觉得郝建国所说的这件事有些细节是不可信的。因为常鸣既不是那种人,也不会那样做,何况事隔数年,常鸣为什么当时不来揪她呢?但其中也有可信的根由,郝建国并不认识常鸣呀!后来,她想到,此事她只对杜莹莹说过,是不是杜莹莹与郝建国谈恋爱;关系密切,告诉他了。郝建国为什么不叫自己对杜莹莹说呢?她便没给郝建国回信,而去信问杜莹莹;此后她回去探亲时也找到杜莹莹问过。杜莹莹回答得含含糊糊,只说一句:“别理他,神经病……”

  白慧便意识到这件事不大真实可信。

  这件非真非假的事却弄得她又矛盾,又苦恼。一会儿她怀疑到郝建国的品行。一会儿又怀疑常鸣当真这样做过。此外还勾起那桩往事,叫她总去想……

  岁月的尘埃层层覆盖,生活的浪潮慢慢冲刷。过去的事总会逐渐淡薄下来,但她那桩往事、那桩罪过在她心中并没淡漠,而是沉甸甸地落入心底。

  日久天长,表面总算平静了,有时连条波纹也没有。

  这次相遇太意外、太突然了!她重新失去平衡。无论怎样努力也稳定不住了,因为常鸣仍不能原谅自己。这表明她依旧是个不能原谅、不可饶恕的人……

  往后的日子难过了。

  那些沉重的东西再沉不到心底,而在中间悬晃着。偶然碰到什么有关的事,那东西就在心里边来回撞得发响。

  外边在搞落实政策了。老干部、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对的,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另一方面,便更深地感到一种内疚。外边又搞“反复辟”、“反回潮”了,这些张牙舞爪的理论完全可以把她那个自认为的罪过解释得合情合理。完全可以从中找到安慰。但不知为什么,这些理论对于她愈来愈显得无力了,好象失效的药膏,于事无补。她如同一个破皮球,单靠打气是打不起来了。

  有一次,知识青年的代表聚在盟里开会,她碰到了马英。马英是和她一起分配到草原上来的。但不在一个旗里,距离很远,再说两人以前有隔膜,从来没有来往。马英在牧场中的一个奶厂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出席整个自治区知识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她与白慧见面亲热极了,还象运动前在学校团委工作时那样。白慧也是一样。旧友重逢,可以享受到一种温暖的情谊。谁也不想再碰一碰曾经隔在她们中间那堵看不见的、令人烦恼的墙,因此,两人都没谈到郝建国。

  闭会那天,各旗代表纷纷返回去。白慧与马英骑马上了草原,并骑高高兴兴地走了一段路。将要分手时,两人激动地在马背上紧紧握了手。草原的太阳把马英黑黑的小脸儿晒得更黑了,身子却显得比以前健壮得多,简直象一只立在马背上的矫健的小鹰。马英忽然带着一股冲动劲儿止不住地说出了心里的话:

  “白慧,你干得这么好,我真高兴极了!以后咱俩经常通信,互相勉励;咱们就来做草原上第一代有知识的新牧民吧!这儿天地这样广阔,真能大干一气哪!白慧,说心里话,我过去确实对你有些看法。你,郝建国和一些人在运动初期有些做法太过激了。现在看,确确实实是上了林彪他们的当!不知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当然,这不能说你是故意那样做的。我也犯过‘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错误呀!那时,咱们太单纯,只靠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革命热情。似乎觉得干得愈过激就愈革命,幼稚地以为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是为了‘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会有错,哪知道有些做法恰恰背离了毛主席的一贯教导。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真是复杂极了,今后咱们真得擦亮眼睛,多学习、多思考。别看草原上地大人稀,斗争也很复杂,再说,难道现在就没有林彪那种坏人?哎,白慧,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白慧听着,点着头。马英亲热地拍了一下她的胳膊说:

  “你记得,运动初期在校门口你打过一个女教师吗?她叫徐爱华,是第四中学的外语教师。我在第四中学上初中时,她是我的老师。她年年都是模范教师,可以说,除去对我的生活照顾之外,她真比我妈妈还关心我。而且她关心的不是我一个人,所以,你当时打她那一下时,我在你后边拉了你一下,但没拉住……”

  白慧完全听呆了。因为她清楚记得,那天她砸下木枪时,有人拉了一下但没拉住。她一直不知是谁。尔后,她幻想过那只手把她拉住了,如果真是那样,一切恶果都会免除。现在她才知道,那只手竟是马英的。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在事情转折时,好的可能总是有的,但没起到决定作用。它只能使人更加惋惜,追悔不及。白慧怀着这种心情听马英接着说:

  “她要是还活着就好了,可惜叫第四中学那帮极左派折腾死了。真可惜!你要是知道她是个多么好的老教师,准会后悔的。不过后悔也没用,应当记住教训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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