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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这就是我日后反复寻思的一个症结了。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它无法让人理喻同时也无法让人释怀。它给人种种的暗示，它们全都让人感到沉重。那个疗养院，临湖傍水。环境幽静，是很适应人们捱过残缺生命的最后一程的，实际上它的作用就是如此。在那里面住着的，全都是被战争之手撕裂过的生命。他们肢体不全或者器脏不齐；他们躺在床上，有的终生再也不能坐起来，只能在天气好的时候让护理员抬到走廊下晒一晒太阳，就像翻晒一件一时用不着又不能丢掉的物品似的。四爷在战争中多次负伤，他有好几次被子弹击穿过，至于被弹片刮掉一块肉这样的轻彩，那就无计其数了。但是四爷的肢体是齐全的，他的器脏是齐全的，应该说，他是囫囵个儿地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他把自己关进荣军疗养院，和那些残缺的生命关在一起，他是为了什么呢？战争把他的什么给打碎了、撕裂了、消解了呢？ 　　我后来知道，四爷三次被俘的事，头两次是他自己说出来的。没有人知道在古浪城和辽县的那个村庄里发生了什么，它们在消逝了的历史中太普通太平常，而历史从来就没有把一个普通人的遭遇当成过一回事。只有四爷，只有他自己把它们当成了一回事，当成了委屈和耻辱。他实际上是吃了太多的苦。他的生命是在那些斑驳陆离的历史中受到了轻薄和嘲弄。他因为独自承受它们而觳觫不止。他把不说出它们来当成一种忘却，他把说出它们来当成一种倾诉。 　　1953年6月，四爷和第H批志愿军战俘一道回到了祖国。火车驶进安东的时候，所有的战俘都流泪了，大家一起手挽手唱起军歌，有的战俘泣不成声，哭得昏死过去。四爷是那种长久不能开口说话的人当中的一个。他的精神比身体更为虚弱。他在战俘营的后期已经有些精神失常了。走出战俘营和回到祖国这两件事都让他承受不住。他手中捏着半块月饼，把自己贴在车窗玻璃上，一边啜泣着，一边贪婪地盯着窗外的田野看，然后他就把自己窝进窗帘中，慢慢蹲下去，揪着窗帘抽搐起肩膀来。 　　在后来的甄别过程中，四爷像个急于对母亲倾诉的孩子似的把一切都说了出来，包括1936年在古浪和1938年在辽县的两次遭遇，四爷结结巴巴地讲诉着。四爷真是一吐为快了。四爷讲完之后就嚎陶大哭起来。他的那些同志们也哭。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可以经历和承受这么多的苦难。他们为此忘记了自己经历的折磨和屈辱。他们走过来，把四爷的肩膀搂住，大家就像一娘生的亲兄弟一样互相揩试起泪水来。 　　1969年的一天，我看见我的父亲发了一通火，它和四爷的三次被俘经历有关。父亲当时被解职在家闲居，奶牛场的两名干部来外调四爷的情况，父亲把他们给轰了出去。在轰他们出门之前，父亲情绪激烈地冲他们嚷道：“我们这些人，我们谁的经历简单过？！我们想简单我们能简单吗？！历史是个求历史！它把—切都弄得乌七八糟！你让我们活在历史中的这些人怎么办？！你怪得了谁？！” 　　四爷把说出他的历史来当作一种倾诉。他不能承受生命中的这种黑色秘密。它们像噩梦一样沉重地压迫着他，使他喘不过气来，他的倾诉是为了忘却的倾诉。四爷是站在悬崖边上的。他以为那些滚滚涌来的白云是可亲可信的，他毫不设防地朝那些白云扑过去。他穿透白云朝深渊跌下去的时候，心里充满了遭到遗弃与背叛的困惑和疼痛。对于四爷来说，他的归宿只可能是一种了。 　　我在前面提到过，我说我不明白，我的父亲为什么要阻止四爷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去。我这么说，首先是我知道，1961年那一次四爷从贵州北上时，他本来是要回到东冲村去的，那才是他的目的。他在长沙下了火车，提着一件简单的行李，像大多数行色匆匆疲惫不堪的旅客一样走出车站广场，他只是想看一看他在长沙工作和生活的一个侄儿以及他的孩子们，然后他会转车继续北上。长沙不是他生命的目的地。是我的父亲用一次我们谁都不知道内容的谈话终止了他的回乡之行。我有一处偏执的认识，我认为四爷的一生中，有过三次重返家园的实践，可三次都没有成功，它们都是在半途中被遏制住了，而1961年的这一次，比1938年和1944年的两次更具有终极阻止的意义。我这么说的背景情况还有一点，那就是我知道很多事例，这些事例中的当事人全都是在战争中受到过程度不同伤害的人，他们当中有些是身体受到了损害，有的是信心、尊严和人格受到了损害，比如自悲、自暴自弃、孤僻、怯懦、绝望、暴戾，他们后来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去，他们回去了，得到了抚慰，他们几乎全都重新活过来了。我固执地认为，如是当年四爷真的回到了东冲村，回到了家乡七彩的土地和如歌的山风中去，他一定会摆脱战争带给他的那些深深的损伤，终究会快乐起来的，他甚至能够恢复成家乡土地上最好的种田人。但是没有。 　　没有。四爷最终没有回到家乡。他这一辈子都在朝着家乡的方向走。他每一次都与家乡擦身而过，失之交臂。他在晚年的时候，索性走进了荣军疗养院。在和平时代的一个角落里，他把自己固定在战争最后的一点残败的记忆中了。我们知道，一个人在求生不得的时候往往索性求死，可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才会不生不死的活着，而且把自己和家乡对立起来呢？现在我们到了问题的关键之处，父亲他为什么要阻止四爷的归去？有两个最为可能的回答，前者是亲情，后者是荣誉。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是相信前者的，也就是说，我是相信亲情的。这一对年龄相仿的叔侄，这一对儿时亲密的伙伴，他们是血脉相通、生命相系的。我相信父亲在四爷到达长沙的那一天高兴得都有点失态了。他大声地吩咐勤务员去割肉沽酒，大声地叫出我们兄弟妹妹来给四爷磕头请安。他哈哈大笑着，用力拍着我们的屁股，像炫耀他的牲口似的把我们—一介绍给四爷过目。他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不断地碰倒桌椅板凳，他太兴奋了。他是觉得他的另一条命被他意外地寻找到了。那天晚上，喝得微醺的父亲和四爷关在父亲的书房里彻夜长谈，他们谈到了什么呢？我相信谈话的内容只会是亲情。父亲执意地挽留下四爷，全是出于亲情。他不让四爷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去，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直系亲人，那里太苦太穷，而我的父亲，他是要把四爷供起来，供成老简家最后的老佛爷，让他的生命的后半截子里，好好地享一把福。 　　我是在若干年后，在我成年之后才想到了后一种原因的。我们在渐渐长大之后会发现亲情并不可靠，它们总是在用一种温馨的面孔来欺骗我们，让我们麻醉。但我们毕竟会觉醒过来。就像长大了的狐狸会被父母厮咬追赶到荒原中去，就像角马父子会为争夺同一个伴侣而大打出手，我们会为别的追求把亲情丢弃在尘土和血泊之中，尤其在长大之后，我们自己也会变成追撵儿女的狐狸和与父亲争夺情侣的角马。那一年我被要求填写一份内容详尽的家族档案表，我第一次用排列法来总结我的那些家族的男性前辈，我为他们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感到吃惊。……二爷简乾通，1927年11月在黄安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39年9月在晋西战死；三爷简乾人，1928年3月在木兰山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1935年9月在南返草地时失踪；大伯简家豪，1930年6月在光山参加红一军，1934年4月在通江保卫战中阵亡；二伯简定杰，1931年4月在新集参加红四军，1937年2月在倪家营子战役中阵亡；三伯简定英，1932年3月在苏家埠参加红四军，1939年2月在河南阵亡：…… 　　毫无疑问，我们老简家的这些男性前辈，他们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光荣的军人。他们无论是对家族还是对军队，都是前仆者，都是壮士英烈，都足以令历史生辉，今后来者骄傲。他们和四爷是完全不相同的两种经历者。四爷也是军人，但是四爷是那种不称职的军人，因为他有过三次被俘的经历，他的历史就被玷得了，他的人生就被弄得极其复杂了，他在任何人面前都有一种不干净的感觉了。所有的人都可以蔑视他、唾弃他、主宰他，包括他的侄儿，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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