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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老实说，即便我能够理解那种感情，也不明白父亲他为什么那么冲动。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个，我感兴趣的是四爷的经历，那种极为曲折的经历，那种任何人都可以用轻蔑不屑的口气评头论足的经历。我已经知道了，四爷他曾经是简家在那片土地上最好的种田人。我从很多村子里的老人那里听到了他们对少年四爷的夸奖，他们说起他的耕耙搂耘来就眉飞色舞，就慨叹，就热泪盈眶，他们就像是在说着他们这一生见到过的最好的键牛一样。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想象着赤臂的四爷在黑色的土地上吆喝着催耕的样子。我知道在田野中的少年四爷是快乐的，他拎着板锄在泥香四溢的田野中追赶野兔的情景永远都是一幅令人感动的画面，那么，是谁把这幅画面洇渍成了别的样子？ 　　1932年夏秋之交，湖北河南安徽一带大水灾，大部分地区粮食颗粒无返，而这个时候，偏偏又战事不断。国民党集中数十万兵力对鄂豫皖的红色根据地实行五次围剿，双方在数百里的战线上反复拉锯，激战不休。冯至二、七里坪、扶山寨和河口战役之后，红军已经处于被动抵抗的局面。在上述战役期间，红军伤亡惨重，红甘五军军长蔡申熙、红十一师政治委员甘济时等高级将领相继阵亡，士兵四部失一。倾巢之下，中央代表张国焘惊呼“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可打一仗，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河口以北的黄柴贩召开了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向外线转移的动议，总指挥徐向前等多数将领表示赞同。嗣后，中央分局和方面军总部率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两万余人越过京汉路向西转移，撤离红色根据地。 　　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以十五个师零两个旅的兵力在鄂豫皖根据地大肆清剿。蒋介石的汉口总司令部下令：“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了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四爷是在如此的背景之下失去他的田园的。他被人从他麦穗黄熟的土地上赶走，赶进了深山。在此之前，战火不断地蔓延着，在简家的二亩三分麦地里，已经有好几次发现了倒毙在那里的红军士兵。四爷扛着驱赶山猪的响连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那些被远处爬来的士兵压倒的鹅舌草，茫然不知所措。那些鹅舌草由青变黄，然后变黑，很快就枯萎掉了。 　　9月间，整个鄂东北地区都已布满了陈继承二纵和卫立煌六纵的黄衣兵，他们已经把红军的主力赶出了赤色大本营，他们现在开始收拾那些手无寸铁的种田人了。他们干起这一行来真是得心应手，花样翻新。他们完全不用费什么力气。他们只需要一根洋火，就将整座村庄化成一片灰烬。他们把男人全部抓起来，孩子卖到外地，十四岁以上的男壮一律砍头。他们后来嫌砍头这种方式太慢，也太累人，就用集体活埋、水淹、机枪扫射这些高效率的方式。他们漫山遍野地去追妇女，在蓝天白云之下蹂躏她们再把她们屠杀掉。他们把鸡和猪秧子挑在枪刺上，在火上烤熟，然后连骨头渣子一块儿吃掉。这是一些比野兽还要凶残的人，这群人在干那些兽行的时候甚至连人话都不会说了。 　　不论发生着什么样的事，麦子在秋天的时候仍然义无反顾的熟透了。麦熟季节，我的家乡东冲村正处在频繁的跑反时期，人们像惊了窝的兔子似的警觉着，一有风吹草动就拖儿带女逃进深山。东冲村已经遭到好几次掳掠烧杀了，实际上东冲村已经是一片废墟。每一次清剿过后，人们从深山里出来，回到村子里，在残垣瓦砾之中失魂落魄地翻刨着，人们在余火未尽的灰烬中根本翻刨不出任何关于家的痕迹。清剿不断，硝烟不绝，人们只是因为祖坟留在这片土地上，无法背走它们，才顽强抵御着最终必将到来的背井离乡。 　　只有我的四爷除外。在简家所有年轻的男人都在夏末的那次大转移中跟着红军走了之后，惟一留下来的四爷仍然把他固执的目光投向田野。夏天的大水灾几乎扫荡了一切，却奇迹般地遗落掉了简家的那二亩三分麦地，让它弱苗仅存。奇迹不光如此，奇迹还让那二亩三分贫瘠的土地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硕果累累。这当然让人喜出望外，这当然和四爷的辛勤劳作有关，但是你怎么可以肯定，它不是四爷深深的田野情结的一次回光返照呢？ 　　再度从万字山跑反回到村里后，四爷开始收割二亩三分地里成熟的麦子。那个时候，整个东冲村还是硝烟弥漫，一些沼气似的余火从谁家倒塌的房梁中突突地冒出来，吐一口浓浓的白烟，又缩了回去。人们忙着将几具没跑掉的亲人的尸首收敛下葬。一只惊恐万状的白鹅在漂着鸡毛和死猪秧子的池塘中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一只吓疯了的狗穿村而过，一路留下婴儿啼哭似的叫声。四爷先帮助没了亲人的家里干力气活儿，干完这个他才黑汗白水地回家，搭一个简易的棚子，将我年迈的曾祖父曾祖母安置下来。他从倒塌的房屋中翻出一柄烫手的短镰和一块镰磨，直奔麦地而去。在那个火侵烟扰的年月里，四爷他对田园的感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不断地跑反，不断的分离，他甚至对留在田园中的庄稼更加地依恋了。他把那些成熟的麦子一片一片割倒的时候，真的有了一种重返家园的心颤。 　　在十月温暖的阳光下，四爷脱掉了上衣，露出他如鼓的肩肌来。他把裤带扎紧，裤脚扎紧，冲掌心痛快淋漓地吐一口唾沫，操起镰刀，弓步上前，手中的镰刀阳光下划过一道暖洋洋的风，一片柔软的麦秸就温顺地倒进他的怀里了。新鲜的泥土不断裸露出来，在阳光的照晒下涌动着醉人的芬芳。几只受了惊扰的兔子惊慌失措地窜开去，麦棵被撞得琴弦似的急促响远了，慢慢的，因为没有共鸣，又犹犹豫豫的站下，犹犹豫豫地拨弄回来，在某一垄麦帘下止住，露出一对可怜见的红眼睛，胆怯地偷看那个忘我割麦的人儿。云朵在天上悬着，半天不动，以为它也是被割麦的人儿迷住了，以为它是醉过去了，忘记了变化的手段，过一阵子去看它，就发现其实不然，不变的只是它的声色，光影行走之间，它早已把一幅凝止的山水，悄没然儿换成了另外的景致。风在这个时候是最殷勤的，老是在四周嬉戏着不走，把尚未割倒的那些麦穗，一阵阵推搡得涌来倒去。这反而做成了一种召唤，是庄稼对种田人的神秘召唤。在它们浙沥悦耳的召唤声中，四爷就像一个饮醉了的少年，一步步地朝麦田深处走去。 　　几十年后，村子里的老人对我说起这件事情，脸上都挂着一种迷惑的笑容。他们说，你的四爷，他简直是疯了，他差一点儿就被打死了。 　　清剿的军队在当天下午突然出现在东冲村外的官道上，他们捻熟兵法，他们知道杀回马枪常常是很奏效的一招。东冲村的人们在回到家园的当天又开始跑反。他们不幸生在战火连连的岁月里，他们也捻熟了逃命的种种招数。村里的人在枪响的那一刻风吹落叶似的全都消失在大山之中，他们就像另外一种婴儿，在遭受到凌辱和强暴时，他们就委屈地扑进大山母亲的怀抱。四爷当然他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四爷和别的人不同，他不是婴儿，他把我年迈的曾祖父曾祖母送进山里后又在当天夜里返了回来。他真的是疯了，他要在那些清剿兵的眼皮子底下，要在他们的枪口下割完他二亩三分地里的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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