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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出了“久记”,大平和阿玲落在后面,两人搂着肩,疯疯癫癫地又说又笑,脚仿佛踩在棉花地上,身体大幅度地左摇右摆。

  回到房间,我灯都没开,躺在床上,瞪着双眼,望着天花板发呆。

  不一会儿,隔壁男欢女爱的淫荡声音就清晰地传了过来。我用被子捂住头,可那声音固执地直往我耳朵里钻。

  我近乎愤怒地捶着墙壁,大喊:“你们他妈的能不能小点儿声,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喊过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失态了。这样不好,大平和小卫是我的朋友,是有恩于我的朋友,阿玲算什么?况且她本来就是干这个的,这是她的职业,我管得着吗?我这是怎么了?难道我真的拿阿玲当我的亲妹妹了?逢场作戏嘛,干吗那么认真。有病!我骂了自己一句。

  我坐起来,轻轻带上房门,下楼。午夜的微风让我清醒了许多。我在路口小卖店买了两瓶啤酒、一袋花生米,坐在海珠广场的台阶上,慢悠悠地小口喝了起来。

  布料市场的面料大都是年前剩下的陈货,只有个别档口有点儿新料的布板,但很难看上眼,不是面料颜色深了浅了薄了厚了,就是面料图案的风格不合适。于是,我又无奈地转入现货市场,但还是空手而归。我不死心,每天仍不停地在各个布料市场里来回穿梭,尽管希望渺茫,但我也不敢急着拿一些看起来还算“凑合”的货色。此类教训实在是太多太深刻了。许多沉不住气的人就是因为急着发回去一些“凑合”的现货,结果,货到奉城一落地,立马变成了“死货”,你连哭都来不及。

  做生意首先要具备沉稳的素质,其次才是当机立断。因为“当机立断”与“盲纵”仅一线之隔。而沉稳虽然可能会让你丧失一两次赚钱的机遇,但绝不会让你拉回家一批“死货”。做生意不是做一两笔,而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光明市场真正赚到大钱的都是那些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人。反观那些只知道“当机立断”的人,虽然偶尔能蒙上一两把“红门”,弄得满市场尽人皆知,但一批“底眼货”足以抵消“红门”所获的利润。更重要的是,你“当机立断”的勇气也随之被消磨掉了,很可能从此会变成一个谨小慎微的家伙,那损失可就大了。

  一天,我接到厂家吴老板的电话,说晚上要请我到海珠餐厅去吃海鲜,并再三叮嘱我要一个人去。我当然明白,吴老板的手里有新布料了,不然他不会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当我走进海珠餐厅时,吴老板和他的妻子已经到了,旁边还坐着高小菲,这让我颇感意外。我跟吴老板的合作有一年多了,但由于我的生意做得比较小,所以,我们的交往并不算太密切。吴老板热情地向我和高小菲相互简单地做了一番介绍。我和高小菲隔着桌子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我俩至今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来广州的一路上,我俩都是一个车厢,彼此间也算混了个脸熟。几杯酒下肚,吴老板从手包里掏出一块一尺见方的布板,四下扫了一眼,塞给高小菲,说:“这种布料是荷兰产的,货已经到台湾了,过两天就能运过来。”高小菲老练地把布板握在手中使劲儿攥了又攥,然后展开,说:“手感还不错,很柔软,也不容易起褶子。含毛量是多少?”

  吴老板说:“应该是百分之五十,克数是二百二十克。”说完,吴老板得意地把布板又递给我。布料是中灰色的,中间夹杂着不规则的黑细条纹,显得干净、利索,很高档。“绝对是独门货。这次到货只有两千米,每米五十五元,这是没有任何价钱可讲的。你们都是我的老客户了,大家用不着讨价还价。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你俩愿意就每人分一千米,先拿回去卖,试探一下市场的行情。如果货走得好,后续的布料我谁都不给,全包给你们俩,你们看怎么样?”

  我们还能怎么样呢。仅有的几家布料市场已经被我翻了个底朝天,至今一无所获。况且,这种布料无论从质地、色泽、风格等角度来看,都是无可挑剔的,只是价格偏贵了些。高小菲在灯光下把布板绷紧,眯着大眼睛又细看了一会儿,说:“现在能有新货卖,我们就感激不尽了。”说完,高小菲才用征询的口气问我:“你觉得这货怎么样?”见我坚定地点着头,高小菲说:“那我们就一人一半。吴老板,你得尽快出货。家里正等米下锅呢。”吴老板端起酒杯,与我和高小菲碰了碰,象征性地喝了一小口,说:“祝二位老板发财,祝我们的合作成功!”高小菲转头问我:“你看我们走空运怎么样?”我得体地微笑着,尽量轻松地点点头。

  老实说,自从做服装生意以来,我从广州往回发货向来都是走“汽运”(即汽车运输),从未发过空运。空运的快捷自不必说,就是太贵了,每公斤的货物要三块五,而汽运每公斤连五毛钱都不到。但为了能尽快卖上货,也只能如此了。我和高小菲商量,第一批货发空运,第二批货发汽运,至于后面的货如何发,等货到市场,再根据批量确定。

  晚上,大平和小卫来到我的房间,兴奋地告诉我,他们订了一批货,明天去提布料,然后,和服装厂家的老板一块儿下阳江,顺便去海边玩玩。我心想,有这个必要吗?既然订了货,应该马上返回奉城才是,毕竟,他俩的床子每天也是有费用跟着的。但想想,还是算了。别扫别人的兴,谁又不是小孩子,说多了,会让人讨厌的。论做生意的年头,我可是小字辈的。

  回奉城的火车上,我意外地碰到了高小菲。只是我们不在同一节车厢。我俩笑着打了个招呼,就来到火车的连接处抽烟。在用打火机给高小菲点烟时,我注意到,高小菲的手指骨节粗大,纹路很深,好像永远也洗不干净似的。高小菲就用她那只分明是劳动人民的手,不紧不慢地吸着她的白摩尔。在我看来,只有那种长着白皙的纤纤玉手,夹着细长的白摩尔才和谐,才优雅。那支白摩尔夹在高小菲的手指间算是白瞎了。

  一支烟刚抽了半截,我就把烟摁灭扔到连接处的烟灰缸里,打着哈欠对高小菲说:“我得回铺上睡觉了,咱们明天再聊。”高小菲把口中的浓烟徐徐地吐到玻璃窗上,说:“有书吗?借我看看。”我点点头,返回车厢,把一本《读者》和一本《青年文摘》拿给高小菲。躺到铺上时,我突然想起大平讲的关于他俩在火车上干那事儿的故事,忍不住无声地笑了起来。我是这么想的:任何两个同一市场的孤男寡女在列车上相遇,都是比较难得的,如果高小菲是个有些姿色的女人,相信我肯定会动动凡心的。即使我没有大平的色胆,不敢在深夜里爬到一个女人的卧铺上把那事儿就地解决了,但彼此间产生点儿暧昧关系还是很有可能的。

  至于回到奉城,两人的关系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咱们另当别论,起码这漫长难熬的两天两夜还是让人有点儿盼头的,甚至是充满愉悦和遐想的。可眼前这个俗不可耐的高小菲实在无法令我产生丝毫的非分之想,尤其是一想到她那粗大的骨节,就足以抵消我对一个女人的欲望。至于我的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举止,高小菲是否会感到失落呢,那就不关我什么事了。

  第二天中午,我赖在下铺的床上懒得动弹,高小菲走过来一把掀下我蒙在眼睛上的枕巾,说:“你也不嫌脏。都几点了,你可真够能睡的。”女人就是他妈的虚伪。难道我用枕巾蒙眼睛比她干那事时咬在嘴里还脏吗?我用手捋了捋头发,坐起身,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高小菲一屁股坐到我的铺位上,把昨晚我借给她的杂志随手扔到我的背包上。“快穿好衣服,咱们到餐车去吃饭。”高小菲催促我。

  我本不想去餐厅,嫌那里太吵,酒菜也贵得离谱,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与你一同进餐的那个人。如果换成一个年轻高挑的姑娘,还用她主动张罗嘛。但既然高小菲这么说了,我也不好推辞。我慢腾腾地穿鞋下地,到盥洗室简单梳洗了一番,才懒洋洋地跟在高小菲后面,低着头向餐车走去。

  高小菲兴致勃勃地点了一个瓜片炒鸡蛋,一个肉炒尖椒。问我:“想喝白的还是啤的?”我连忙说:“啤的啤的。”“那好,咱们中午先喝点啤的,晚上再喝白的。”我真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酒瘾。说完,高小菲冲服务员打了个清脆的响指,大声喊道:“来四瓶珠啤。”我把头转向窗外。我喜欢看窗外南方的冬景,阴沉沉雾蒙蒙的,总是要下雨的样子。在飞速流动的这种景色中喝酒,的确是件令人惬意的事情。

  我掏出一支红塔山递到高小菲面前。高小菲看都没看,摇了摇她那烫着大花卷似的脑袋,然后把一盒白摩尔啪地拍到餐桌上:“我抽这个,习惯了。”

  高小菲每吐出一口烟,都要紧绷起上嘴唇,而下嘴唇则使劲儿向前努着,眼皮上翻,把口中的浓烟缓缓地吐向正上方的头顶,浓浓的烟雾把她额前的卷发吹得颤巍巍地抖动着。这在我看来不免有几分滑稽。如果高小菲是我相熟的朋友,我一定会告诉她,这样吐烟不好,一是那些烟雾要经过她那整张精心修饰过的脸庞后才缓慢地漂浮到空气中,这对视面部皮肤为生命的女性来说是顶顶有害的;二是口型不雅,显得粗俗,没教养,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而言;三是无形中加快了额头皱纹的深度。但这话我怎么能对高小菲说出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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