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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伊戈尔,我们生活在普遍公开性时代已经很久了,你没有忘记这一点吧?如果世上确有一个真心希望能侦破议员被杀案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偷着给你这封信?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一个人得到了探长被买通的消息,如果他不希望案件的调查和侦破过程受到妨害的话,他就会在桌子旁坐下,给内务部、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新闻界写信。他会踏破各机关的门槛,他会到处大喊大叫,说出自己的怀疑,大量接受新闻界采访。现在人们都这么做。

  “可如果他写匿名信,那么他或者是精神病,或者是傻瓜,或者是想造成侦破小组工作的分歧。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都不可能信任他。如果是前两种情况,他可能只写一封匿名信,就是这一封。但是在第三种情况下,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会写同样的信给格梅里亚、给尤里卡·科罗特科夫,或者给随便哪个人。他需要在你们之间造成彼此的不信任。对这封信,你不该沉默这么长时间,否则的话,早已把一切都弄清楚了。”

  伊戈尔沉默着,很显然,他在想着其他什么事情,当你的孩子得了重病,还管他什么议员谋杀案?就连探长被收买的问题也相形见绌了……

  “我把这封信拿走,”娜斯佳坚决地说,“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只请求你,不要在格梅里亚面前表露你的不信任。你要记住,他可能对你也不信任。”

  “可是我请你不要参与,”伊戈尔冷冷地说,“对探长的态度,这是每一个警探个人的事情。劳驾,请你做事有点分寸。”

  娜斯佳很惊讶地听着列斯尼科夫的话,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的,伊戈尔总是那么孤僻,和同事们也不特别交流,很少有笑容,一般来说就如同哲学上讲的“自在之物”一样。他完全不像尤拉·科罗特科夫。后者就像火药一样,马上就能爆炸,而且立刻就会跑到娜斯佳这儿来讲种种新闻,有好的,也有坏的。此外,他已如此习惯于和卡敏斯卡娅讨论所有问题,以至于毫不顾忌地就给她往家里打电话,也不管是早晨五点还是夜里两点。而伊戈尔在处里和谁都不接近,和所有的人都很友好并保持同等距离,对别人的请求从不拒绝,而自己几乎从来不求别人帮忙。

  “好了,对不起,”娜斯佳很尴尬地说,“我并不想干预你和格梅里亚个人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要我对谁都不要讲这封信的事?”

  “按你知道的方式去做吧!但是不要指望我采取任何行动。我不喜欢格梅里亚,仅此而已。我也不会去调查这封信的事,没有它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在回家的路上,她还未能摆脱与列斯尼科夫谈话后产生的不愉快的感觉。他对匿名信的反应是不同寻常的,而且是不正确的、非专业性的。别的不说,就这一点她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伊戈尔会是这样。“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这只母鸡!”她突然对自己恶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你来评论他的专业水平,你算老几啊?你是全俄最主要的侦探吗?伊戈尔曾两次获得总局最佳警探称号,可你呢?最好想想你自己所表现出的专业技能吧!远的不讲,就拿去年一月份来说吧。本应当坐下来把一切都冷静地想一想,权衡一下,可是却冒冒失失地怀疑继父。戈托夫齐茨是对的,别人的痛苦我们都能够轻易排解。可当事情涉及到你自己,脑子就完全不好使了。伊戈尔孩子病了,而且看来病得很重,他的脑子里只有这么一件事。

  “谁能谴责他呢?周围的人都在大嚷大叫,说警察局不破案,大概以为在警察局里工作的绝对都是些机器人,他们没有灵魂、神经、家庭问题和疾病。认为我们的全部意志都应当用于寻找罪犯,用于猜测刑事犯罪的秘密。而这或许也对,确实应当如此。可大自然并不如此安排,我们不是机器人,而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我们根本不能总是集中精力搞案子,因为我们的思想还被人类其他种种问题所干扰,因为我们跟所有人完全一样,也会生病、感到痛苦、发神经、爱上别人、结婚、离婚、为亲近的人和朋友送葬,在不知什么时候发工资前清点那几个戈比,而且还得听妻子完全在理的数落,说什么孩子的鞋已经穿破了,他需要新皮鞋,可我们却没钱买。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无人使我们普通日常生活及其所有的负担减轻,也正因如此我们也会经常犯错误,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却想不通,来不及做必须做的事情。有没有必要为此而责怪我们?能否为此而原谅我们?我不知道……”

  家对娜斯佳突然显得空空荡荡、冰冷而又孤独。长期以来曾迫使她竭力沉默寡言、孤独自处的精神痛苦已然消失了,就好像随着季马·托哈洛夫的被杀,连这种折磨人的、迟钝的痛苦也一并被杀死了,现在,娜斯佳特别希望列沙能在她身旁,他是那么温暖可亲、值得依赖。“可万一他不回来呢?”一个疯狂的念头闪了一下,“而且是永远都不回来呢?和我的婚姻生活仅仅过了两年他就明白,这种生活不是他理想的那种。当初我们过单身生活时一周只能见一次面,那时的一切和现在全然不同,所以我们才能保持关系达二十年之久。天呐,我们一起生活居然这么久了,想起来都可怕!一切是从九年级开始的,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我才十五岁,而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十七岁了。我希望他回来。没有他我心里不好受。今天是我们第二个结婚纪念日,我忙于自己的事,现在刚刚想起来。有趣的是列什卡也忘了,要不就是他虽然记得,却因为我没有向他表示祝贺而生气了呢?”

  她一边切面包准备做三明治,一边想着是不是现在就给阿列克赛住的茹科夫斯基街打个电话。她不是求他回来,只是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她把一块厚厚的小牛肉香肠夹进面包里,抹上一层软奶酪,气恼地自言自语道:“有点像幼儿园的把戏。我给你打电话,又好像不是为了你,也就是说,好像是给你打,又好像是为了了解父亲的情况,因为我们吵了架。‘好像’这个词儿挺有意思,今天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说话时,差不多每隔一个词就重复一遍这个词儿,就好像某些人爱说的‘饼’这个词。这个词儿是从哪儿来的呢?”

  她把已经做好的三明治放到桌上,拿起了话筒。

  “列什卡,是我。爸爸怎么样?”

  “情况不好。谢谢你,”丈夫回答得很简短,“你现在怎么样?”

  “我也不很好,”娜斯佳承认说,“可也许比你父亲还好一些。他怎么样了?”

  “你过了三天才想起问这事吗?”齐斯加科夫说,“算啦,我们别抠这些小节了。昨天把他送进了医院。妈妈今天夜里在那里守着。如果明天早晨不恶化,就要做手术。”

  “需要我吗?要我干点什么,我都能完成。列沙,别生我的气了,我是个十足的大笨蛋,但我现在懂事了。愿意要我去吗?”

  “你能有什么用啊?”他笑了,“你连汤都不会煮。”

  “我可以在医院里值班,好让你和妈妈休息一下。我可以去弄药,可以搞到最紧缺的药。列什卡,不要拒绝我,你过去可是总能原谅我的。”

  “阿霞,为什么说这个?”他有些懊恼地回答,“我没有生你的气,我有其他的难题。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但这并不一定需要,我们完全可以胜任。”

  “我要去,”她很坚决地说,“明天手术的事定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好吗?”

  “好吧,我给你打电话。你向萨沙和达申卡表示祝贺了吗?还是又忘了?”

  嗨,上帝啊!她把哥哥的事完全忘记了。他们是同一天举行的婚礼。是特意凑到一起的,所以今天萨沙和达莎也是结婚两周年。

  “我明白了,”阿列克赛非常准确地解读出了停顿在她语气中的意义,“就是说,你忘了。赶紧打个电话,现在还不晚。他们在家里,半个小时以前我和他们通过话。”

  “对不起,列申卡,我整个都晕头转向了。”她嘟嘟囔囔地说,“我向你表示祝贺,我亲爱的。你该不会以为,已没什么值得祝贺的了?”

  “不要说傻话。我非常爱你。但是爱一个人和同她一起过日子,这不是一码事,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

  “你不想再同我一起生活了吗?”

  “这是你不想,或者说是你不能。”

  “我可以和你一起生活。而且我也希望能和你一起生活。把爸爸的事情料理完以后,请你回来吧!你回来吗?”

  “我还能跑哪里去?”齐斯加科夫笑了,“说真的,我不敢保证很快就回去。”

  “我等你。你只要保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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