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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


  “一点也没有。得展开想象,我们要运用这种方法弄明白,是什么使他感觉头疼以及谁是这个维克托。但是我担心,为此我的脑袋瓜子会不够用,把这些情况都悬在那儿。要知道,现在所有的这些巧合以及与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帕拉斯克维奇的被杀或者是自杀不协调的东西还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

  “你在暗示什么,是吗?”

  “还有什么。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我求你和我一起去见我的上司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

  “他不会咬人吧?”

  “咬人。但是我受得了,你也会忍得住的。这有点疼,但不致命。你去吗?”

  “真拿你没办法,”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叹道,“我不善于拒绝女人。你笑什么?”

  “我想起那次请你开车送我去契诃夫时,廖什卡是怎么奚落我的。他说,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无赖,我因为自己的懒惰去给一个忙碌的人忙上加忙,其实,他自己会开车送我的。你想,如果我听了他的,事情会是怎么样?你知道,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每当我想到,我们侦探的成功有时仅仅由于一丝难以想象的偶然的线索而摇摇欲坠,我就觉得这工作不适合我干。要知道,如果那次没有你和我一同前往,我们永远不会把你的证人和我受到的伤害联系起来。而在那儿,千真万确,是有些什么有用的东西的。只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会是什么。我绞尽脑汁,就是想不起来。这样,你和我一起去吗?”

  “去,去,一定去,只是再过二十分钟,好吗?我要很快地解决完一个问题,向上司汇报,然后我们走。”

  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急急忙忙地跑去解决自己的“一个问题”,把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留在了办公室,给了她几份有填字游戏和没有答案的智力游戏的报纸。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的脑子里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帕拉斯克维奇的分娩和证人的证言交织在一起。而这些证言与其他的证据一起主要的都将会是对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作有罪判决的。

  新年到来之前,塔尼娅·格里高利耶娃曾上学的校园里静悄悄、空荡荡的,学校已经开始放假。校长不在,但是亚历山大·尤洛夫找到了教导主任。

  “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离开我们学校了。”教导主任遗憾地告诉他。

  “早就离开了吗?”

  “一个半月之前。您瞧,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在学年间,而是在半学年,教学过程最紧张的时候老师走了?简直是糟透了!可是他的理由是正当的,我们不能不放他。”

  “是什么理由?”亚历山大·尤洛夫感兴趣地问道。

  “是疾病。您瞧,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得了这种可怕的皮肤病。要知道,他这个样子,全身缠着绷带,涂满软膏。他不能走进课堂,这太可怕了。如果他跟成年人共事,可以对此不在意,但是要知道孩子们不懂事,他们是残酷的,他们不能原谅老师外表的这种缺陷。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不能不剃去了头上的毛发,他看上去像个刑事犯。医生说,治疗过程至少需要一年或许还会更长,因此他决定离开学校,并且在康复之前想法找一份能在家中完成的工作。非常遗憾!他是一位天才的教师。您是想和他谈谈有关塔尼娅·格里高利耶娃的事吗?我听说找到她了。这一切太可怕了。”

  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住得离学校有些远,亚历山大·尤洛夫到他家时,已经是将近晚上七点了。门铃响了好长时间也没人开门,最后传来了一个迟疑的声音:

  “是谁啊?”

  “亚历山大·尤洛夫上尉。我找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

  门开了,亚历山大·尤洛夫对意外情形总的来说已有所准备,但是他还是有些不知所措,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真的是头发剃得精光,整个脑袋涂满的不是绿药水,就是药膏。就在两个月前亚历山大·尤洛夫与他相见时,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还留着宽宽的浓密的胡子,可是现在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看上去还真的有点像刑事犯。

  “请进。”主人有点不好意思地微笑着,笨拙地把手搭在光光的脑袋上,“我这个样子不太方便见人。也许,都难认出我未了?”

  “瞧您说的。”亚历山大·尤洛夫大度地说,其实他自己也感到有些不自在。

  他跟着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进入房间,眼睛朝四周看了看。写字台上摆放着一台开着的电脑,周围堆满了公文夹和纸张。

  “您现在在什么单位工作?你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说您想找一份在家干的工作。”

  “是的,我幸运地被安排进出版社做编辑,还兼做校对。上帝没有亏待有知识的人,可是现在这是难得的事。此外,他们给我的不仅仅是打印好的材料,还有最初的手稿,这样,我对它们进行修改,校正错误,最后交付的就已经是完稿的作品了。为此,我可以每星期去一趟出版社,一是交已完成的稿子,一是拿下一部稿子。在我这种状况下这是最好的出路了。您知道,这样的疾病落到了我的身上,谁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身上的药物散发出令人讨厌的气味,使我现在几乎不与任何人打交道。最让我难受的是,现在我的自我感觉良好,却不得不隐居起来。”

  “不得不离开学校,您不觉得惋惜?”

  “怎么跟您说呢……”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笑着说道,“我不想撒谎,而以前我自己也不知道真实情况。我曾经非常留恋我的学生,并且很喜欢教师的工作。但是我在出版社挣得多得多,实在是多得多。我们怎么尽说的是我,您可是有事来的。”

  “是有事儿。”亚历山大·尤洛夫承认,“我们找到了塔尼娅·格里高利耶娃。遗憾的是她已经死了。”

  安德烈·格奥尔吉那维奇·图林低下了头。

  “当然,”他小声说,“如果过了这么长时间,还傻里傻气地希望……在哪儿找到她的?”

  “在离她居住的那个区挺远的一所房子的地下室里。因此,我对您有个请求,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那些听过您的选修课的学生中去。”

  “您认为,是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干的?”

  “难说。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格纳·瓦尔丘克。”

  “为什么就是他?”

  “因为塔尼娅·格里高利耶娃就是在格纳·瓦尔丘克爷爷住的那所房子的地下室里被发现的,而老爷爷本人在塔尼娅·格里高利耶娃失踪的那段时间并不在莫斯科,他的房子是空着的。您明白吗?”

  “是的,当然……真难以理解……”

  绰号叫科洛博克的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早就知道新年是最差劲的日子。持续好多年每到新年之前的十来天就开始了他的不走运的时期,这个时期一直要延续到耶稣洗礼节前后。然后不知怎么地事情自己就会得到解决,生活开始步入正轨,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突然之间或多或少都能将就着给解决掉。但是这一个月,从十二月二十号到元月十九号,总是显得困难重重,恶劣到了极点。这段时间里,精心组织和计划的行动不知什么原因会突然垮台,那些他寄予很大希望的工作人员在这个时候会突然生病或者离去,罪犯不知为何也特别猖獗且屡屡得手,而受害人和证人却变得固执和不友善,在侦查人员办案时不予合作。也许每一个人一年当中都会有这么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不愉快和不走运的事儿会接踱而至,问题堆成堆,喝凉水也塞牙。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上校的这个时期正好固定地出现在每年的新年节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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