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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堂路易是极为平静地说这句话的，但他的神气是那样肯定，以致谁也没有想到要反驳他。他的那些推理和假设，他已经迫使在场的人接受了。现在他们走到了死胡同的尽头，要想出去，不可能不费劲。对弗维尔先生参与犯罪活动已不再有任何疑问。只是他是怎样参与的？在这场谋杀和仇恨的悲剧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最终导致他把命赔掉的角色，他难道乐意扮演，或者只是同意扮演？究竟是谁充当他的同谋，或者刽子手呢？这些问题，在德斯马利翁先生和其他在场的人脑子里竞相冒出来。大家只想找到答案。堂路易可以确信：他提出的答案，预先就会被大家接受。此后，他只要说出发生的事情就行了，根本不必担心人家会说他撒谎。他简要地叙述了一番，就像作概述。“发案前三个月，弗维尔先生给一个朋友朗热诺先生写了一连串的信。 　　总监先生，马泽鲁队长大概向您报告了，那朗热诺先生已经死了好几年了，这个情况，弗维尔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信留在邮局待领，但被人中途截走了。用什么办法截走的，这里就不必细述了。弗维尔先生擦去了邮戳和地址，把信装在特制的装置里，把机器调好，让第一封信在他死后半个月落下来，其余的每隔十天落一封。现在看来，他的计划确实考虑得巨细无遗。他知道索弗朗爱 玛丽-安娜。通过监视索弗朗的举动，他显然注意到那可恶的情敌每星期三都要从公馆的窗户下面经过，这时玛丽-安娜·弗维尔便来到窗口。这是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对我来说，得悉它如获至宝，它给您的印象，将如同一个物证。我再说一遍，每星期三，索弗朗都在公馆周围转悠。因此，请你们注意，第一，弗维尔先生策划的罪行发生之日，正是一个星期三晚上；第二，弗维尔夫人正是在丈夫的执意要求下出门的，当晚去了歌剧院，又去了艾尔辛格夫人家的舞会。” 　　堂路易停了几秒钟，又接着说下去：“因此，星期三早上，一切都准备就绪，那要命的时钟机芯已经调好了，指控罪行的机器运转极好，将来的罪证会证实弗维尔先生手头已经准备好的罪证。另外，总监先生，您还收到他一封信。他向您揭露了针对他来的阴谋，求您次日早上，也就是他死后去救助他！总之，一切都让人预见到，事情将会按照‘怀着仇恨的人’的意愿发展，这时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差点打乱了他的整个部署：韦罗侦探闯了进来。韦罗侦探奉您的指派，总监先生，去了解柯斯莫·莫宁顿遗产继承人的情况。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永远也没有人知道。两人现在都不在世了，他们的秘密也一起消失了。 　　“但我们至少能够肯定：首先，韦罗侦探来过这里，带走了那块巧克力，我们第一次看到的虎牙的齿痕，就是印在那上面的。接下来，韦罗通过一系列我们不知道的机会，成功地探悉了弗维尔先生的计划。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因为侦探自己说了出来，而且是那么焦急！因为正是从他那里我们才获悉当夜要发生谋杀案；因为他把探悉的情况写在一封信里，而那封信却被人掉了包。这一点，弗维尔工程师也是知道的。因为他为了摆脱这个阻碍他的计划实施的敌人，下毒把韦罗害死了；因为，他知道毒药发作得迟，便大胆地化装成加斯通·索弗朗的模样，跟着韦罗侦探一直走到新桥咖啡馆，在那里用一张白纸换下了韦罗写给您总监的信，然后问一个行人去讷伊的地铁车站怎么走。讷伊，索弗朗就住在讷伊！以后这个行人可以成为指控索弗朗的证人。总监先生，这就是罪犯！” 　　堂路易越说越激昂，因为自信而充满活力。而他的指控雄辩有力，合乎逻辑，似乎展现了事实本身。 　　堂路易又重复道： 　　“总监先生，这就是罪犯，这就是匪徒！韦罗侦探可能揭露他的阴谋，这就是他所处的形势，就是他所担心的事情。他赶到警察总署，打听清楚韦罗侦探确实死了，也没有来得及揭穿他的罪恶图谋，这才将他策划的可怕行动付诸实行。那一幕您还记得，总监先生，他是那样不安，那样恐惧：‘总监先生，请保护我……我受到死亡的威胁……明天，我会遭到毒害……’明天，他要求您第二天去援救他，因为他清楚，当晚一切就完成了，第二天警方面对的将是一场谋杀案，是两个罪犯，他本人已经准备了指控那两个人的罪证，面对的是 玛丽-安娜·弗维尔，她可以说会首先受到追究。 　　“我和马泽鲁队长当晚九点去他公馆，他明显地显得局促不安，原因就在于此。这两个人闯进来干什么？会不会破坏他的计划？他经过一番思考，放下心来，我们又坚持留下，他只好同意。不管怎么说，这与他有什么关系？他的一切步骤都已安排妥当，任何监视看守都不可能破坏它们，甚至都不可能发现它们。我们在场或不在场，该发生的事照样会发生。他召来的死神决不会误工。 　　“于是那一幕戏，确切地说，那一幕悲剧便开演了。弗维尔夫人被他打发去歌剧院，先是她来向他道别。接着仆人给他送吃的，其中的果盘里放着苹果。接着，他一阵恐慌、不安，这是死亡在一个临死的人身上激起的恐惧。再接下来，他向我们撒谎，打开保险柜让我们看，里面有个灰布壳面的日记本，他说记载了有关阴谋的材料。 　　“至此，事情就完成了。马泽鲁和我退到候见厅。弗维尔把门关上，独自一人在里面，可以自由行动。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能阻挠他实现自己的意愿。大概在白天，弗维尔先生模仿索弗朗的笔迹，给弗维尔夫人写了一封信，要求不幸的女人与他在拉纳拉见面。这种信通常读过后就会被撕掉。晚上十一点钟，弗维尔夫人离开歌剧院后，就在离公馆不远的拉纳拉盘桓了一个钟头，等她的约会人，以后才去了艾尔辛格夫人家。与此同时，在五百米外，公馆另一边，索弗朗正在作每星期三例行的朝圣散步。这时案子正在发生。这两人，一个因为弗维尔发生的暗示，一个因为新桥咖啡馆的事件，已经引起警方的注意。此外，两人一则提不出案发时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明，二则解释不清案发时在公馆附近干什么来着，不被指控和认定为作案人才怪呢。 　　“如果出现了意外，使两人幸免于指控，那么弗维尔先生还准备了一个无可否认、伸手可及的证据，就是留有玛丽-安娜·弗维尔的齿痕的苹果！再有，就是几星期以后，那绝妙的决定性的装置。那些揭露罪行的信，将十天一封，十天一封，神秘地送到警方手中。 　　“这样，一切都安排好了。便是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被那个精明得可怕的头脑考虑到了。总监先生，您一定记得，从我戒指上掉落，在保险柜里发现的那颗绿松石？只有四个人可能见到并且拾到。其中一个是弗维尔先生。我们首先把他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然而，正是他拾的。他已经察觉到我的介入对他构成威胁，要预先排除，便利用送上门来的机会，把绿松石放进保险柜，以造成对我的怀疑。 　　“这一回，他要干的事全部干完了。余下的，就由命运来完成了。在‘怀着仇恨的人’和他的陷害对象之间，只隔着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完成了。弗维尔先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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