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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角(5)

　　“明天上午九点再来问我，那时再告诉你。”他说。

　　他离开前，把自己的探长叫到跟前。探长一直在这儿负责。

　　“手提灯很快就送来了，”他说，“让小伙子们清理到地板平面，检查一下，地面打好后是否有动过的地方。”

　　探长点了点头。他说：“到现在为止，只有那么一个隐蔽地方。但我要看着他们清理完。”

　　回到局里后，汉雷才有机会看看有关老头的资料。从房中清理出来的、拉到房管局的那些资料已经被整理了一下，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他仔细地阅读每份数据，用放大镜看那些变旧发黄的文字。

　　里面有出生证明，名字正是那老头的，出生地是都柏林，生于一九一二年。有一些旧信，都是外人来的，大都是很久以前的，看不出什么与案件有关。但有两样东西使他很感兴趣。一个是一张褪了色的照片，又折又皱，污迹斑斑，装在一个很差的相框里，没有玻璃。照片上是一个军人，似乎穿着英国军装，面对照相机微笑着。汉雷看出是老头年轻时的模样。挎着他胳膊的是一个丰满的年轻妇女，手中握着一束鲜花。她没有穿结婚礼服，但却穿着四十年代中期到后期的那种掐起宽宽肩膀的素色双大襟上衣。

　　另一个是那个雪茄盒。里面又是一些信，也都是与案件无关的；三枚勋章别在一条长杠上，下面还有一个英军服役工资册。汉雷拿起电话。已经五点二十了。他想试试自己的运气。确实很走运，在坐落在桑迪福德的英国大使馆里，英国武官仍然在办公桌旁。汉雷解释了一下自己的问题。武官道金斯少校说，他将尽量帮忙，当然是从私人关系的角度上。这话一点不假。官方要求的话，必须通过正常渠道。按照正常渠道的话，就得从爱尔兰警方拐到英国警方。非官方的话，就方便多了。谁都承认，官方办事既繁琐又拖拉。道金斯少校答应，在回家的路上要到警察局停一下。虽然绕点弯儿，但他不在乎。

　　两名外出调查的刑侦人员中头一个回来时，天早就大黑了。他是出去调查注册和纳税单的那个人。他坐在汉雷办公桌的对面，打开记录念了起来。

　　根据注册记录，梅友路三十八号的房子是赫伯特·杰姆斯·拉金于一九五四年买过来的，原房主已经死了。从纳税单上看，从他买房那天起，该房就归他所有并一直由他和太太居住。他太太叫维奥莱特·拉金。记录上看不出他老婆是什么时候死的或离去的，后来也没有居住改变的记录。在海关查询了死亡登记，一直查回到一九五四年，也丝毫没有查到关于维奥莱特·拉金太太死亡的记录。

　　保健部门的记录表明，拉金从两年前开始支取养老金，但从没提出过额外申请。退休前，他是个店员和更夫。还有一点，那人补充说，他的所得税预扣册是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的，上面有一个他过去在英国北伦敦的旧地址。

　　汉雷把桌上的服役工资册递给他。

　　“这么说来他在英军中服过役。”那人说。

　　“这没什么奇怪的，”汉雷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五万爱尔兰人在英军中服役。看来，拉金是其中的一个。”

　　“他老婆可能是英国人。他是一九五四年和她老婆一起从北伦敦回爱尔兰的。”

　　“她可能是，”汉雷说，把结婚照片推过去，“他结婚时还穿着军装。”

　　内部电话响了，说英国使馆的武官正在前厅。汉雷点了点头，他的手下人去了。“请把他领进来。”汉雷说。

　　道金斯少校是今天给汉雷帮了大忙的人。他在汉雷的对面跷起二郎腿，穿着条纹裤子，油光闪亮的皮鞋尖对着汉雷，一声不吭地听着。然后，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那张结婚照。

　　最后，他绕过桌子站到汉雷的身旁，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金制铅笔，他用铅笔尖点着照片上的拉金的帽徽。

　　“国王龙卫队。”他胸有成竹地说。

　　“你怎么知道？”汉雷问。

　　道金斯少校把放大镜递给汉雷。

　　“双头鹰，”他说，“属于龙卫队的帽徽。很清楚，没有第二个。”

　　“还有什么吗？”汉雷问。

　　道金斯少校指着照片上新郎胸前的三枚勋章，说：“第一枚是一九三九-一千九百四十五星章，第三枚是胜利纪念章，中间的一枚好像是非洲星章，从杠徽上看，可能是第八军。有道理，国王龙卫队在北非打过仗，是装甲部队。”

　　汉雷拿出三枚勋章。照片上的是真正的勋章，桌上这三枚是微缩型的，以便在不穿制服时佩带。

　　“啊，正是，”道金斯少校溜了一眼便说，“瞧，同样的图案，还有第八军杠徽。”

　　汉雷通过放大镜看出，两套徽章的图案是相同的。他把服役工资册递给道金斯少校。道金斯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一页一页地翻着。

　　“一九四〇年七月，在利物浦志愿参军，”他说，“可能在伯顿征兵站。”

　　“伯顿征兵站？”汉雷问。

　　“是伯顿，战时是利物浦的一个征兵中心。许多爱尔兰志愿人员都是在利物浦码头上的岸，被指引到伯顿征兵站参了军。一九四六年一月遣散的，光荣复员。奇怪？”

　　“怎么？”汉雷问。

　　“一九四〇年志愿参军，在北非装甲兵作过战，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他始终是个士兵，臂章上一道杠也没有，连个下士都没熬上。”他指着照片上的军装袖子说。

　　“大概他不是一个好战士。”汉雷揣测说。

　　“可能。”

　　“你能给我弄来一些他在战争中的详细情况吗？”汉雷问。

　　“我明天的头一件事就做这个。”道金斯说。他记了一些工资册中的细节，然后离去了。

　　汉雷在机关食堂中吃了晚饭，等着第二个刑侦人员回来汇报。过了十点半，那人才回来，筋疲力尽，但却兴冲冲的。

　　“我跟梅友路上了解拉金和他老婆的十五个人谈了话，”他说，“而且有三个可靠的证人。莫兰太太，邻居，她在那儿住了三十年，记得拉金搬来时的情形。邮递员，现在退休了，直到去年，他都一直给梅友路送信。还有伯恩神父，也退休了，现住在退休神父之家。我刚从他那儿回来，所以耽误了。”

　　他打开笔记本，从头开始汇报。汉雷向后靠在椅子上。

　　“莫兰太太回忆说，一九五四年，住在三十八号的鳏夫死了，房子上挂出了‘出售’牌子。只挂了两周就摘掉了。又过了两周，拉金夫妇搬来了。那年，拉金大约四十五岁，他太太年轻得多，英国人，伦敦人。她告诉莫兰太太说，他们从伦敦搬来，在伦敦时，她丈夫是店员。一个夏天，拉金太太不见了。莫兰太太说，肯定是在一九六三年。”

　　“她是怎么肯定的？”汉雷问。

　　“那年十一月肯尼迪被刺，”他说，“消息是从路口旅馆酒吧传来的，旅馆里有个电视。不到二十分钟，梅友路的人就都聚到路边议论这个消息。莫兰太太非常激动，她闯到邻居拉金家去告诉他这个消息。她没有敲门就直奔客厅里，拉金正在沙发里打盹，他惊得跳起来，急急忙忙把她推出了房子。那时拉金太太就不见了。但是，春天和夏天她都在。她过去总是在星期六晚上给莫兰家看孩子。莫兰太太的第二个孩子生于一九六三年一月。所以，拉金太太是在一九六三年夏天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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