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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的天职(4)


  “没有。”

  “你在那儿住多久?”

  “两年。”

  “那是什么时候?”伯纳黛特问道。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

  “你在那儿干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

  “当兵。”

  当然,我本该知道的,他不是一九一七年入的伍。他入伍的时间更早一些,他是一九一七年被送到弗兰德斯的。在那之前,他在英国军队中服役,驻扎在爱尔兰。

  伯纳黛特微微地打了个寒战。他来自狂热的共和党的家庭。或许我本应该不去管它,不再探究下面的内容。但出于记者的本能,我又继续问了下去。

  “你们的基地在哪儿?”

  “都柏林。”

  “啊,我们都是都柏林人。你喜欢都柏林吗?”

  “不喜欢。”

  “噢,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

  我们都柏林人往往是非常自豪的。我们更喜欢外国人——哪怕是驻军——来欣赏我们这座城市的特色。

  有关这位前二等兵前期生涯,正如前面所展开的后期那部分经历一样,十分缓慢地展示出来了。他一八九七年出生在朗达山谷的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里。生活艰难和凄凉,一九一四年,他十七岁,参了军,参军的动机与其说是出于爱国的热情,还不如说是为了吃的、穿的和住的更合适。他一直是二等兵。

  当其它人奔赴弗兰德斯前线时,他则在训练营度过了十二个月。而后又在韦尔斯一个军用的物资仓库里工作。在一九一五年年底,他被派往爱尔兰,他的部队驻扎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的爱兰布里奇的寒冷兵营里。

  我想对他来说生活一直非常乏味,因此他才说他并不喜欢都柏林。孤零零的营房宿舍,微薄的津贴,没完没了、没头没脑地打扫整理,在冰冷的夜晚站岗,在瓢泼大雨中放哨。至于消遣,当兵的那点津贴无疑是杯水车薪。军营的食堂没有啤酒,或者说啤酒和这些信仰天主教的人们来说是无缘的。两年后,他被派往别处了,他或许为此而感到高兴过。不晓得这位动作笨拙、行动迟缓的伙计是否为什么事所高兴过或悲伤过。

  “没有发生过有趣的事情吗?”我最后问道,有些绝望了。

  “只有一次。”他终于回答说。

  “什么事儿?”

  “是一次处决犯人。”他说,然后又一门心思地喝起汤来。

  伯纳黛特放下了勺子,僵直地坐着,这时屋子里的气氛有点儿令人不寒而栗。只有那位夫人一句话也听不懂,而她的丈夫显然是过于迟钝了,因而,他俩是不以为然的。对于这些我本应该不去理会才是。

  毕竟在那种年月里,很多人被处决了。普通的杀人犯在芒特乔伊都被绞死了。但他们是被狱卒绞死的。难道他们还需要士兵来干这种差使吗?而且在英国士兵当中那些杀人犯、强奸犯,根据军规,经过法庭审判,也是要处死的。但是他是被绞死还是枪决呢?我不知道。

  “你还记得这次处决是什么时候吗?”我问。

  伯纳黛特一动不动地坐着。

  普赖斯先生平静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接下来,他摇了摇头,“很久以前。”他说。我想他可能在撒谎。但他没有。他只是记不起确切的时间了。

  “你在行刑队吗?”我问。

  他还是像以往那样想了一会,然后他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作为一名行刑队的队员一定是什么样子。眯着眼用枪瞄准另一个被绑在六十英呎远的杆子上的人,辨认出心脏的位置,把准星定在那个活人身上;一听到射击的命令,立即扣动扳机,只听到“砰”的一声,接着又会听到人体倒地的声音,然后看到这个被捆住的人脸色惨白地扭曲和突然跌倒。而后回到营地,擦拭步枪,吃早点。谢天谢地我从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样的场面。

  “尽力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时候?”我催促道。

  他确实尽力想了,他真的是尽力了。你几乎能够感觉到他是在努力回忆。最后,他说,“一九一六年,我想是在夏天。”

  我向前探过身子并碰了碰他的小臂,他抬头看了我一下,目光中并没有狡诈,只有耐心地询问。

  “你还记得……好好想一想……你射的那个人是谁?”

  但对他来说太难了。尽管他尽了力,但他还是没能记起来。最后他摇了摇头。

  “太久了。”他说。

  伯纳黛特突然站起身来。她冲着普赖斯先生的夫人紧张而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我要去睡觉了。”她对我说,“不要待得太久了。”

  二十分钟过后,我上了楼。普赖斯先生坐在火炉旁边的太师椅上,没抽烟,也没看书,眼睛盯着火苗,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房间里很黑,我不想点亮煤油灯。借着窗户外的月光,脱了衣服,躺到了床上。

  伯纳黛特静静地躺着,但我知道她并未睡着。她在想着心事,我也是如此。在一九一六年明媚的春天里,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有一群人策划着把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来。在当时,这个想法是不得人心的。他们把邮政大楼和几个其它大型的建筑给捣毁了。

  成百上千的士兵开过来,用枪炮血洗了他们。但其中可能没有驻扎在爱兰布里奇军营中的无聊二等兵普赖斯,如果有的话,他会记起这个情景的。在硝烟和吶喊声中,街上到处是瓦砾、死尸和奄奄一息的人们。有爱尔兰人,也有英国人。最终邮政大楼里被击败的造反者被带走了,他们死也不投降。这些叛逆者挂到楼顶上的鲜艳的绿、橙和白三种颜色的旗帜被轻蔑地扯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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