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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没希望了,”那位外科医生说,“一颗子弹打中了心脏,是近距离开的枪。子弹还留在体内的某个地方。尸体解剖时会找到的。”

  洛帕京点点头。了不得!莫斯科城内有手枪的人太多了,足够重新装备一支部队。他知道,根本无法找到那支杀人的手枪,更不用说那支枪的主人了。他确信,外面的基赛尔尼大街上目睹枪杀案的那个妇女已经不见了。她似乎看见了两个杀手和一辆轿车,没有描述细节。

  在台车上,死者那多雀斑的苍白面孔上愤怒地突起了姜黄色的络腮胡子,脸上带有略微吃惊的表情。一个勤务兵将一个绿色的单子盖在尸体上,从而遮住了他那双再也看不见东西的眼睛。

  现在尸体身上的衣服全被脱掉了。衣服放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有几件个人物品放在一个钢制的肾形状的盘子里。侦探走过来,拿起了夹克衫,看了看衣领内的商标。他的心情沉重了,是外国商标。

  “你认识这些字吗?”他问那位外科医生。

  医生凝视着夹克衫里镶着的标签。

  他慢慢地读着一个运动用品商的名字:“庞德街。”

  洛帕京指着衬衫的商标问:“这个呢?”

  “马克斯和斯彭斯,”外科医生读出声来,“是在伦敦,”他友好地补充道,“我认为庞德街也在伦敦。”

  俄语里,与人的排泄物和两性生殖器有关的骂人的词共有二十多个,洛帕京脑子里全部过了一遍。上帝!这是一名英国旅游者。坏事了,肯定是个英国记者。

  他把个人物品翻了一遍。没有几件物品。当然,也没有硬币。俄罗斯硬币早就毫无价值了。有一块迭得很整齐的白手绢,一个小皮包,一个图章戒指和一块表。他假设,那个妇女的尖叫声把凶手吓跑了,使他们没来得及将手表从死者的左手腕上取下,或者将戒指从手指上抹下来。但是没有任何证明身分的东西。最糟糕的是,没有钱包。他翻了一遍衣服。鞋子里面印有“教堂”的字样:普通的黑色系带鞋子。袜子是深灰色的,无商标;短裤里印的同样是“马克斯和斯彭斯”字样。

  医生说:“领带毫无疑问也是来自伦敦某个街上的产品。”

  洛帕京失望地又拿起了那件夹克衫。医院的勤杂工忽略了一样东西,在人们经常装眼镜的上衣口袋里有个硬东西。他赶紧把它掏出来,是一个穿孔的硬塑料卡。

  它是一把酒店的钥匙,不是那种老式的钥匙,是那种由计算机塑造的钥匙。为了安全起见,钥匙上没有房间号码,这样可以防止小偷进入房间行窃。但是,钥匙上有国际酒店的徽标。

  “电话在哪儿?”洛帕京问道。

  假如不是在八月份,国际大酒店的经理本尼·斯文森就会一直待在家里。可是,由于酒店来了许多旅游的客人,而且有两名工作人员因为伤风请了病假,所以酒店经理一直工作到深夜。这时他自己酒店的接线员接通了电话。

  “是警察打来的,斯文森先生。”

  经理按下“连接”开关,在电话另一端是警察洛帕京。

  “什么事?”

  “您是经理吗?”

  “是的,我是斯文森。您是哪位?”

  “莫斯科民兵总队谋杀案分部的检查员洛帕京。”

  斯文森的心情沉重了。对方说他是谋杀案分部的人。

  “你们酒店是否住了一名英国旅游者?”

  “当然有。好几个呢。至少有十二个。你为什么要问这件事?”

  “我给你描述一个人:一米七高,姜黄色短发,姜黄色胡子,身穿深蓝色对襟夹克衫,领带上印有可怕的斑纹。”

  斯文森闭上了双眼,以吞咽动作抑制着强烈的感情。哎哟,不可能。只能是杰裴逊先生。晚上还在酒店大厅里见到他在等车呢。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他被抢劫了。现在博特金医院里。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在赛马场附近!”

  “当然知道。但是你提到的是谋杀案分部。”

  “恐怕他已经死了。似乎他的钱包和所有身分证件都被偷走了,只留下了一把印有你们酒店的房间钥匙。”

  “请别走开,检查员。我马上就到。”几分钟之后,本尼·斯文森坐在他的书桌前,心情惊恐万分。他做了二十年酒店生意了,还从未遇到过客人被害的事情。

  他唯一的业余爱好是打桥牌,他想起来他的一个桥牌搭档在英国大使馆工作。查阅了一下私人电话本,他找到了那位外交人员的住宅电话号码,然后拨通了电话。

  “天哪,本尼,是那个记者吗?为《每日电讯》写稿的那个记者?我们不知道他到了莫斯科。不管怎样,还是要感谢你的。”

  那位外交家放下了电话,他想这可真要引起惊慌了。英国公民一旦在国外遇到麻烦,不管是死是活,理所当然属于领事的负责范围,他感到应该在早晨之前把这个消息告诉某个人。他拨通了乔克·麦克唐纳的电话。

  ***

  一九八八年六月,莫斯科

  瓦列里·克鲁格洛夫回家已经十个月了。在国外招募的间谍回国后总是有改变主意和失去连系的危险,回国后可以销毁密码、隐显墨水和纸等在国外得到的秘密联络工具。

  招募方对此无能为力,即使公开指责那个间谍也毫无意义,而且显得残忍,不会起什么好作用。在敌人内部做反对暴君的工作需要头脑冷静,有些人并不具备这一点。

  像兰利的其它人一样,蒙克从来不把反对莫斯科政体的人与美国的叛徒相提并论。后者是背叛了整个美国民族以及他们通过民主方式选举的政府。他一旦被捕,将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经过公平的审判,可以找最好的律师。

  苏联人要反对的是一个已征服了九十%的国民、仅代表不到十分之一人的利益的野蛮专制政府。一旦被捕,将遭受毒打,不经审判就会被枪毙,或者送进集中营劳改。

  然而,克鲁格洛夫信守了他的诺言。他曾经通过秘密信件的约定存取点,投递过三次从苏联外交部内部得到的高级政策性文件,从而使美国国防部在苏联人坐到谈判桌之前了解了他们的谈判方针。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期间,东欧卫星国开始公开反抗苏联的领导,波兰已经离开了她的怀抱,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很热闹,这时迫在眉睫的是,要了解苏联将要采取的对策。重要的是了解莫斯科自身的感觉,他们自己都感到力量不足,人心涣散。克鲁格洛夫将这类信息透露给了美国人。

  五月份,克鲁格洛夫表明他需要一次会面。他弄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他想见他的老朋友贾森。哈里·冈特心烦意乱。

  “雅尔塔的情况很糟糕,这里没人能安心睡觉。你是侥幸成功的,这次有可能是个陷阱。密码表明他是诚实的。但是,他也有被逮捕过的可能性。他有可能全部都招供了。这类事情你知道得太多了。”

  “哈里,这些天来有一百万美国旅游者参观莫斯科。今非昔比了,KGB不可能把他们全部监视起来。如果隐蔽得好,一个人藏在一百万人当中是不成问题的,除非你在现场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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