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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此外，还有酒吧滋事和黑社会争斗而导致的死亡；对于后者，警察侦破的概率仅为三％。然而死亡的原因并不重要，子弹穿颅致死也没什么了不起。教授根本不关心警察是否能查到肇事者，也很可能找不到。每一年度，在成千上万的上述案例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要做的：当局必须搞清楚死者的身分。但是，偶尔他们也会遇到一两个不知姓名的人。第一百五十八号尸体就是属于无姓无名的那一种。他的助手掀开尸体身上盖着的单子，库兹明教授戴上口罩，用戴着胶皮手套的手饶有兴趣地检查起来。

　　他感到奇怪，甚至觉得很有趣。那种让外行人闻到后立刻就会感到恶心的臭气，却没有触动他的反感。因为，他早就习惯了这种气味。他手里拿着解剖刀，绕着长长的解剖台徘徊，两眼凝视着被毁坏的尸体。他感到纳闷。

　　除了头部的眼眶是空的以外，尸体的其它部位几乎完好无缺。他可以看出，死者的眼球是被树林中的鸟叼走了。死者出事的地点是在明斯克公路附近的树林里，他是死后六天才被发现。他的骨盆以下，双腿因死亡时间较长而腐烂，因此已脱色，而损坏的原因很难以判定。胸部和生殖器之间有大面积的重伤，几乎没有一寸好的地方。

　　他放下解剖刀，将尸体翻过身来。尸体背后，同样也是遍体鳞伤。他又将尸体翻回去，开始用解剖刀解剖尸体，不时地对着磁带录音机解说些要点。之后，他将根据录音的内容拟写解剖报告。他录音的第一句话是当天的日期：一九九九年八月二日。

　　＊＊＊

　　一九八六年二月，华盛顿

　　在一九八六年二月中旬，使贾森·蒙克和他在苏联-东欧分部的上司们高兴的是，彼得·索洛明少校与他们联系上了。他写了一封信。

　　他很聪明，他并没有设法与在莫斯科的任何西方人连系，更不会与美国大使馆连系。他按照蒙克给他的东德地址写了一封信。提供地址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但是经过了严格的预谋。假如索洛明向KGB汇报这一地址，他将遇到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他的上司都知道只有同意为CIA工作后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地址，假如是这样，索洛明的情况就更糟了。

　　他会遇到这样的提问：为什么在第一次与美国人接触时你不向亚丁的GRU指挥官报告？为什么你要让与你连系的美国人逃走？这些问题将无法回答。

　　因此，索洛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与美国人合作。该信件表明他选择了后者。

　　在苏联，所有国外的来往信件都要被截获并被审读。所有的电话、电报、传真和所有传真文件也同样要经受审查。但是，苏联内部的邮件数量极大，因此仅对可疑的发信人或收信人的邮件进行检查。这一规则也适用于苏联东欧团体内部的邮件，包括东德。

　　东德的地址是一名为CIA当邮递员的地铁司机的地址，CIA为此也支付他很高的报酬。他家位于腓特烈斯海因区，他收到的信总是以弗朗茨·韦伯为收信人。

　　韦伯以前是这家的房客，已经去世了。这个地铁司机承认，在这之前他已经收到过两封寄给韦伯的信，他一点俄语都不懂，因为韦伯已经死了，所以他把那两封信扔掉了。他毕竟是个诚实的人。

　　来信从不写回信地址或姓名。信的内容是一些陈词老调：希望你安康，我这里一切都好；你的俄语学得怎样呢？希望我们有重逢的那一天。祝你好运，你的笔友，伊凡。

　　即使东德的秘密警察，也只能根据信的内容推断，韦伯在某个文化交流宴会上遇到了一个俄国人，他们成了笔友。不管怎样，这类事情还是受到了鼓励。

　　即使东德秘密警察，透过字里行间破译了用隐显墨水写的电文，它只能表明韦伯曾经是个间谍，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在莫斯科那边，一旦信件投进了信箱，发信人就消失了。

　　地铁司机海因里收到信后，要把它转交给柏林围墙那边西德的有关人员。他转递信件的方法听起来很奇特，但是冷战期间，在这个被分离的柏林市里确实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怪事。事实上，他的方法太简单了，以至于他从来没被抓住过。冷战结束后，德国统一了，海因里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可以安度晚年了。

　　一九六一年之前，柏林有一个环城地铁系统；一九六一年以后，为了阻止东德人外逃，建了一堵柏林围墙，柏林被分割了。自那以后，许多东、西之间的通道被堵塞了。而地铁有一段地面上的高架铁轨，正是东、西德的交汇点。

　　东德的铁路在这里向西德境内凸出了一小段弯道，然后又返回东德。火车行驶到这里时，所有的门窗都被密封了。东德的乘客可以坐在火车里俯瞰很小一片西德的土地，但是他们不能踏上那片土地。

　　当海因里独自一人在司机室里时，他将放下窗户，在列车路过某一地点时，他用弹弓将一个类似高尔夫球的东西弹到外面一个战争留下的炸弹坑里。列车外面总会有一名中年男子在那里遛狗，这个人知道海因里工作的时间表。当火车呼啸着离开后，他把那个高尔夫球拾起来，然后把它带给在CIA西德情报站工作的同事们。球被打开后，里面放着一封被卷得很紧的葱皮纸信件。

　　索洛明有消息了，而且消息还不错。他回国后先忙着汇报工作，接着有一周的假期。他已经重新回到了国防部待命。

　　在国防部的大厅里，他遇到了曾在三年前为其修建郊外别墅的那个国防部副部长。该人已上升为国防部的第一副部长。

　　尽管他穿着上将的制服，佩带的勋章重得足以沉没一艘炮舰。但是这个人确实是靠政治台阶爬上来的。看到他的身边有来自西伯利亚的战士，他很高兴。他对按照他的计划完工的别墅很满意，正巧他的副官由于健康原因——饮伏特加酒过量，刚刚退休。他把索洛明提升为中校，接替了那个职务。

　　最后，索洛明冒着极大的风险留下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并请求指示。如果KGB截获并破译了那封信，他肯定将被干掉。由于他无法接近美国大使馆，所以他告诉兰利，如何才能找到他。在离开也门之前，应该给他提供更先进的通信装置，然而由于也门的内战而未能实现。

　　十天以后，他接到了一份关于交通违规的“最后通牒”书。信封上印有中央交通办公室的徽标。信是从莫斯科邮寄的，未受到任何人的怀疑。该通知书和信封伪造得如此逼真，以至于他差一点就给交通警察打电话，向他们提出抗议，因为他从未闯过红灯。然后，他发现信封里渗出了沙粒。

　　他吻别了送孩子上学去的妻子，独自一人，用他从亚丁偷偷放在刮脸用具包里带回来的增强水涂在通知上面。显示的内容很简单：下一个星期天十点钟在列宁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咖啡馆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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