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秘密议定书(13)_弗·福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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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这里我应该描述一下对那些不宜服劳役的人进行处决的方法。根据爱德华·罗施曼的命令，有七至八万犹太人在里加是以这种方式处决的。当牲口列车把一批新囚犯运抵车站时，通常大约有五千名健壮的人，而死在路途中的总有一千人左右。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分散在五十节车厢里的死亡人数才少到有那么三几百。　　新来的人在锡广场排好队伍后，便开始处决选拔，不只是从新来的人当中挑选，也从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挑选。这就是每天早晚要数人头的原因。在新来的人中，那些老幼病弱的，大部分妇女和几乎全部儿童，都被作为不宜服劳役的人挑选出来。这些人靠一边站，然后清点留下来的人数。如果挑剩的有两个人，那就从原有的人中再挑出两个，这样就等于新到五千，就送走五千到“处决山”去。这一来便不至于过于拥挤了。一个人可能经受住六个月奴隶劳动的折磨，再长就很少见了，一旦精疲力竭，罗施曼的鞭子就会在某一天敲敲他的胸脯，他就得加入死亡的行列。　　起初，这些受害者排队走向城外的一座森林。　　拉脱维亚人把它叫做毕克里克森林，德国人重新命名为霍赫瓦尔德，即“高林”。这里，在松树中间的空隙地带，由处死之前的里加犹太人掘了很大的深沟。在爱德华·罗施曼的命令监视下，拉脱维亚的党卫军在这里用机枪把他们扫倒，尸体就掉进沟里。剩余的里加犹太人铲上土，盖住尸体，然后在上面再压一层尸体，一直到沟填满为止，然后再开一条新沟。　　每当处决一批人时，我们在犹太区能听见机枪的扫射声。事后就望见罗施曼坐在他的敞篷车里从山上下来穿过犹太区的大门。　　我当了卡波以后，我与其它囚徒便完全断绝了往来。我无需解释我为什么要去当卡波，因为多一个或少一个卡波没什么两样，不会使死亡名单有任何添减，但是为了帮德国犹太人复仇（不是拯救他们），哪怕只有一个活着的证人，可能就会使情况完全不同。这至少是我对自己一再提出的论据。然而，这是真实原因么？或许我只不过是怕死？不管过去是什么原因，反正在那年的八月之后，怕死已不成其为一个因素了。那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灵魂死亡，只留下躯壳为幸存而挣扎。　　一九四二年七月，从维也纳运来了一大批奥地利犹太人，显然这批人已无一例外地被打上“特殊处置”的标记，因为这一整批从来没有到达犹太区。我们没有见到他们，他们从车站直接向“高林”进发，并被机枪点了名。那天黄昏，四辆卡车载满衣物从山上开来，衣物送到锡广场以备挑拣。这些东西堆成像一所房子那么大的山丘，然后挑拣分类成一堆堆的鞋、袜、裤衩，长裤、女外衣、夹克、剃胡刷子、眼镜、假发、结婚戒指、图章戒指、帽子等等。　　当然这是处决流放犯的标准程序。所有在“处决山”被害的人都在墓边剥光衣服，随后他们的财物就被运送回来。这些财物经过挑拣分类后送回“帝国”。金、银、珠宝则由罗施曼亲自监管。　　一九四二年八月，又有一批从特列森城运到。　　特列森城是一处在波希米亚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在送往东方处决之前，就关在那里。当罗施曼在锡广场上进行挑选时，我站在广场的一边望着他。这批新来的人都已在原来的营地被剃光了脑袋，除了大部分妇女是穿着女外衣这一点外，不大容易分辨出男女。在广场上正对我的那一边，有一个妇女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她形容枯槁，瘦得像根拨火棍，不停地咳嗽，但她的容貌有某种东西触动了我的心弦。　　罗施曼走到她面前在她胸脯上敲了敲，就走过去了。跟着他的拉脱维亚人立即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出队伍，赶进广场中央的人堆。这一批人中不宜服劳役的人很多，所以被选出来人的队伍很长。这就意味着从我们这里少挑些人就够数了，虽然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不怎么相干。作为一个卡波，我戴着臂箍，拿着棍子，额外的口粮已使我体力稍有增强。罗施曼虽然见过我的脸，但他似乎并不记得。他劈头盖脸地揍过那么多人，所以挨过揍的人并不怎么引他注意。　　在那个夏日的傍晚，那些被挑上的人绝大部分都被编成队伍，由卡波领着走到犹太区的大门口，然后由拉脱维亚人接收过去，走最后的四哩到“高林”去领死。　　由于有一辆煤气车也停在大门口，所以被挑上的人中最弱的百把人被从大堆人里分离了出来。我正准备领那些倒霉的男女往大门口去，党卫军中尉克劳斯把我们五个卡波叫住了。“你们，”他叫道，“把这些人送上杜拉门德输送车。” 　　当大队人马走后，我们五人伴送最后的百把人到停靠着煤气车的大门口。他们大部分都一跛一跛地，步履蹒跚，有的咳嗽着。那个瘦弱的妇女也在其中，她的胸脯受着肺病的折磨。她知道自己在走向何处——他们都知道，但她也像旁的人一样，顺从地、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子后面。她太虚弱了，爬不上去，因为车的后门离地面相当高，所以她转过头来让我帮她上去。我们站在那里，互相看着，一下子惊呆了。　　我听见有人从我后面走近，在车后门的卡波都脱帽立正。走来的人肯定是个党卫军军官，我也跟着那样做。那位妇女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身后的那个人走到前面来了。他是罗施曼上尉。他点点头让其它卡波继续做，然后用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盯着我。我想他无非是见我脱帽脱迟了，那天晚上该要抽我一顿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温和地问道。　　“陶伯，上尉先生。”我回答说，仍旧站得笔直。　　“嗯，陶伯，你似乎有点迟钝。你认为今天晚上我们应该使你活泼一点吗？”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判决已经下来了。罗施曼对那个妇女瞟了一眼，眯缝起眼睛，好像感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时他脸上浮起他那种缓慢的，豺狼式的微笑。　　“你认识这个女人？”他问。　　“是的，上尉先生。”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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