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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他记下了所了解的细节，对教区牧师大谢而特谢，然后离去。他回到伦敦后，来到出生、结婚、死亡中心登记处，拿出一张名片，证明他是希罗普郡德雷顿市场某律师事务所的助手。他解释说他们事务所的一位主顾最近死了，把她的房产留给孙子们。他的任务是寻找这些孙子们的行踪，其中有一个叫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于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登记处的助人为乐的年轻办事员毫无怀疑地相信了这一切。 　　英国的职员遇到有礼貌的询问时，大多数都是以最热忱的态度予以接待。这次这位办事员对这样的情况，也是毫无例外。他根据询问者的要求，仔细地寻找那个要找的孩子的登记簿，指出这个孩子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一次车祸中不幸死去。豺狼只花了几个先令就得到了两张分别有生死记录的证件。在他回家途中，先到劳工部的一个办事处索取了一张空白的护照申请单，又在玩具店里花了十五先令买了一套玩具印字机，到邮局去买了一英镑邮汇。 　　回到公寓，他用杜根的名字填了一张护照申请单，其中年龄和出生日期等都全部正确，而在身材和容貌等方面，则用他自己的。他写上了他自己的身材高度和头发、眼珠的颜色。他在职业一栏里只填上了“商人”。他还填上了这个孩子的父母的全名，这是他在这孩子的出生登记上抄下来的。在证明人一栏里他填上了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牧师詹姆士·埃尔德利。他那天早晨还和这位牧师说过话，在教堂大门外面一块牌子上，这位牧师还助人为乐地写上了他的全名和法学博士头衔。豺狼用一个钢笔尖沾了淡淡的墨水，用细细的笔划伪造了这位牧师的签字。 　　他用印字机伪造了一个印章，印文为“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教堂”，端端正正地盖在牧师的姓名的旁边。他把出生登记证明、申请表和汇票寄到了小法兰西区的护照办公室，又把死亡证明毁掉。四天以后，当他正在看当天早晨的《费加罗报》时，崭新的护照寄到了他的专用地址。午饭后他去拿了回来。当天傍晚，他锁上了套房，开车到伦敦机场，用现款购买了去哥本哈根的机票，登上了飞机。在他的箱子的底层，有一个比一般杂志厚不了多少的夹层，除了极为彻底的搜查，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在这夹层里，他放了二千英镑，这是他那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保险库里，他租的私人文件箱里取出来的。 　　他到哥本哈根旅行，是来去匆匆好像是做一桩买卖似的。他在离开卡斯特鲁普机场以前，就预订了第二天下午飞往布鲁塞尔的比利时航空公司班机的机票。在丹麦首都，买东西已经太晚了，因此他在孔根斯·尼托夫街的英格兰饭店住下，在七国饭店吃了一顿十分豪华的晚餐，在蒂沃利花园散步时和两个丹麦金发女郎略为调情一番，到半夜一点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他到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家最有名的专营男子服装的商店里，买了一套灰色轻质的牧师服装，一双黑色皮鞋，一双袜子和一身内衣，三件带领的白衬衫。 　　他所买的每样东西里面都有一小块丹麦制造商的标记。他并不需要三件白衬衫，买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要衬衫里面的标记，可以换到他在伦敦买的牧师衬衫和圆领上去。 　　当时他假称自己是一个即将授任圣职的神学院学生。 　　他最后的一项是购买一本书，内容是用丹麦文写的法国有名的礼拜堂和天主堂的书。他在狄沃丽公园湖畔的饭店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冷食，然后搭乘三点十五分的飞机去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 　　§　四 　　谁也不知道像保尔·古桑这样一个才艺出众的人，为什么在他中年的时候会误入歧途。这对他的朋友或者大多数顾客以及比利时警察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 　　他在列日的国家军械厂工作已有三十年历史，已经成为厂里有精湛技术的、可以信赖的技术人员。对于军械制造来说，精确性是绝对必要的。古桑在这三十年里，在制造武器方面，是厂里第一流的专家。 　　这是一家远近驰名的工厂，专门生产最精确的武器，从妇女用的小巧的自动手枪到最重的机关枪。此外，古桑的诚实的品格，也是毋庸置疑的。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简历记录，也是很光荣的。虽然在被德军占领时期，他留在厂里为纳粹继续工作。但是事后证明，他毫无疑问是在暗暗地为抗战而工作。 　　他暗地里参加帮助被迫降的盟军空军逃走或者提供安全庇护的工作。他在工厂里，领导一个破坏小组，使得由列日制造的武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或者打不准，或者打到五十发子弹后，枪膛就自身爆炸，把德国士兵们炸死。这个人十分谦逊，从不自夸，这一切都是他的辩护律师们从他嘴里一点一点地探听出来，然后得意洋洋地在法庭上为他辩护时说出来的。这对于他的减刑大有好处。他自己在法庭上吞吞吐吐地承认，他从未暴露过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活动，因为战后的荣誉和奖章等会使他感到尴尬。这给陪审团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在他刚过五十岁的时候，在一宗同一位外国顾客做的油水很大的军火买卖里，发现有人贪污了一大笔款项。怀疑落到保尔·古桑头上，这时他已是一个部门的领导。 　　他的上级断然对警方说，他们对可以信赖的古桑先生的怀疑是荒谬可笑的。 　　他的总经理甚至在法庭上为他辩护。但是首席法官认为，由于他以这种方式辜负了人们对他的信任，所以更应从严处理，判了他十年徒刑。通过上诉改成五年徒刑。他由于表现好，三年半就获释了。 　　出狱以后，所有过去美好的生活都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妻子和他离了婚并把孩子也带走了。在列日郊外那幢在当地也是为数不多的有花园的住宅也没有了。同样地，他在国家军械局的职位也被停职了。他独自住到布鲁塞尔的一幢很小的公寓里，私自经营武器。大部分武器供应给西欧各大城市的黑社会，这使他的生意兴隆起来。 　　于是他搬到远离市区的一所住宅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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