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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这位丹麦人很和气,而且在国外人生地不熟,同意只怪他自己不小心。因此第二天他向丹麦总领事馆报告说他丢失了护照,就开了一张旅行通行证,用这张证件可以在伦敦停留两周,然后回到哥本哈根。回去之后,他就再不去想这件事了。在总领事馆的办事员签发旅行通行证时,填写了牧师的名字:佩尔·约翰逊。遗失护照存档,也没有再考虑有其它任何问题。那一天是九月十四日。

  两天以后,从纽约州雪拉丘兹来的一个美国大学生,也经历了一次很相似的丢失护照的事。他从纽约到达伦敦,在机场大楼里,他取出了他的护照以便在美国运通公司外币兑换处兑换旅行支票。他换好支票后,把钱放进他的外套里面的袋内,又把装护照的小袋塞在一个小的手提包内。几分钟后,他想去找搬运工人时,曾把手提包放在地上。一会儿,手提包就不见了。起初他还责怪搬运工人,搬运工人把他带到泛美航空公司询问处,那里又指点他去找附近的警察。后者带他到一个办公室,在那里他说明了他丢失手提包的经过。

  经过一番查找后,排除了这个手提包是由于某些人的疏忽而错拿的可能性,就作为一次故意的偷窃案件列在档案内。

  由于在公共场所扒手和小偷的活动频繁,当局向这位高个儿的美国年轻人表示抱歉和遗憾。而且告诉他机场管理人员已经十分注意到制止那些小偷从刚来的外国人那儿去偷提包。他痛痛快快地承认他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在纽约中央火车站也遇到一次相类似的被盗事件。

  作为一桩普通案件的报告,终于辗转到伦敦各区的警察局,并附有描述所遗失的手提包内容,小袋内还有钱钞和护照。报告及时列入档案,但十个星期以后,不论手提包或者里面的东西,都没有找到,也没有人再想起有过这次事件。

  这位美国大学生名叫马蒂·舒尔勃格,他无奈中只好前往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领事馆,报告了他的护照被偷,并领到了旅行证明,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女友在苏格兰高地渡过一个月的假期后再飞回美国。领事馆把遗失护照一事登记下来,报告了华盛顿的国务院,以后两个机构也把这件事淡忘了。

  来到伦敦机场那两幢接待海外来客的大楼里的外来旅客,他们在步出飞机走下舷梯时,究竟有多少个曾受到瞭望平台上望远镜的观察,那将永远是个秘密了。这两个丢失护照的人虽然年龄差别很大,却有些共同性。两人都身高六英呎左右,宽肩膀,细身材,他们都是蓝眼珠,并且在长相上跟那个跟踪并偷盗他们的、不引人注目的英国人相当近似。不相同的是:约翰逊牧师的年龄是四十八岁,灰色头发,阅读时戴金丝眼镜;马蒂·舒尔勃格只有二十五岁,栗色头发,一天到晚总戴着一副宽边眼镜。

  豺狼最后在南奥特莱街公寓里的写字台上对这两个人的面型仔细地进行了研究。

  他花了一天时间,然后做了一系列的采购。他到了戏剧服装店、眼镜店、伦敦西区特别制造美国式衣服的成衣店。他定制了一副纽约制造的蓝色隐形眼镜,两副平光眼镜,一副是金丝边的,另一副是黑色宽边的。买了一整套旅行装备,其中有一双黑色皮鞋,短袖汗衫和短裤,一条白色运动裤,以及一件装有拉链的天蓝色尼龙内衣,领口和袖口是红色和白色的毛织品,全部是纽约制造的。还有一件传教士穿的白衬衫以及黑色上衣。他把最后三件的商标都细心地拆掉了。

  他那天最后一次出去,是到切尔萨的一家男用专卖假发商店。他在那里买了染成灰色发和栗色发的两种染发剂,卖主还悄声地教他如何在最短时间内使染发剂达到最好最自然的效果。他还买了几把沾染发水的小刷子。除了那一整套美国服装以外,他不在同一家店里买两件东西。

  第二天,九月十八日,在《费加罗报》第二版的右下角,登了一小段消息,说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伊波利特·迪皮专员在巴黎凯德索菲弗街的办公室里中风,死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接任此职的是凶杀处处长克劳德·勒伯尔。鉴于刑警大队各部门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工作繁重,他将立即到任云云。豺狼每天都看伦敦出售的各种法国报,由于标上的“刑警”字样而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这段消息,但却未加重视。

  他开始在伦敦机场瞭望以前,就决定在整个行刺过程中使用假名。搞一张伪造的英国护照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豺狼采用了大多数雇佣兵、走私贩和其它化名越过国界的人的办法。首先他开车走遍了泰晤士河谷与伦敦相近的各个郡,专找小村子。几乎每个英国小村子都有一座漂亮的小教堂,在教堂的后院则都有一块坟地。

  豺狼在他走访的第三处坟地里发现了一个墓地雕刻的内容很符合他的要求。碑上写明:死者是亚历山大·杜根,他于一九三一年两岁半时死去。如果杜根这孩子现在还活着,他就比一九六三年九月这时候的豺狼大几个月。在教区办公室里,豺狼对老牧师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业余的家系学者,希望对杜根家系的支系进行研究。老牧师很有礼貌,热心地接待他,告诉他有一个杜根家族,几年前住在这个村庄里。他表现出很吃惊而有点感动的样子。似乎牧师提供的材料对他的研究工作有些用处。

  牧师很仁慈,在陪他一路去教堂时,豺狼夸奖这座小小的诺尔曼时代建筑物的美丽,并答应赠送一笔修缮费,这大大地改善了双方交谈的气氛。

  教堂的记载注明,杜根夫妇在过去七年里相继死去,很可怜,他们的独生子亚历山大在三十年前就葬在这块坟地里了。豺狼随手翻阅了教区记载的一九二九年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在四月份里,用字迹难认的教士手笔登记的杜根一姓引起了他的注意。

  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于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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