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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把这个老丑婆拉起来，送到车里去。”他嚎叫着。

　　就这样，在其它上百名受害者上车前几分钟，我把老妇人拄起来，抱着她顶着小丘街走向停在门口的货车。我下颔的血，如注般地滴在她身上。我把她安置在货车的后部，就准备下去了。这时，她的干枯的手指用一种我意想不到的力量紧紧抓住我的手腕。她坐在那辆死亡车的地板上，把我拉向她，用一块细麻布小手绢，那必定是她往昔的好日子的遗留物，给我还在流血的伤口止血。

　　她抬头看着我，脸上布满染睫毛油、胭脂、眼泪和沙土，但一双黑眼睛却亮得像星星。

　　“犹太人，我的儿子，”她悄声说，“你必须活着。对我起誓，你要活着，对我起誓，你要活着走出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活下去，那你能把我们的人民在这儿的遭遇告诉外面的另一个世界的人们。答应我，向上帝的律法起誓吧。”

　　于是我起誓，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要活下去。这时她让我走开。我颠踬着走回犹太区，在半道上晕倒了。

　　我恢复劳动后不久，我作出了两项决定。其一是秘密地记日记，夜里用一根针和黑墨水在腿和脚上刺一些字和日期，以便有一天能够把里面发生的事全部重写出来，作为对此应负罪责的那些人的精确的罪证。

　　第二个决定就是去当一名卡波，即一名犹太人警察。

　　要下这个决心是很艰难的。因为卡波就是来回带着他们的犹太同胞去工作，常常还要带着他们上刑场去的那种角色。此外，他们手提镐把，逢上有德国党卫军军官在场时，往往还狠揍他们的犹太同胞，逼迫他们更卖命地劳动。虽然如此，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我还是去找卡波的头头申请当一名卡波，这样我就自绝于我的犹太伙伴们。卡波总是有空额的，尽管有较好的口粮、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免于从事奴隶劳动，仍只有极少数人同意当卡波。

　　这里我应该描述一下对那些不宜服劳役的人进行处决的方法。根据爱德华·罗施曼的命令，有七至八万犹太人在里加是以这种方式处决的。当牲口列车把一批新囚犯运抵车站时，通常大约有五千名健壮的人，而死在路途中的总有一千人左右。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分散在五十节车厢里的死亡人数才少到有那么三几百。

　　新来的人在锡广场排好队伍后，便开始处决选拔，不只是从新来的人当中挑选，也从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挑选。这就是每天早晚要数人头的原因。在新来的人中，那些老幼病弱的，大部分妇女和几乎全部儿童，都被作为不宜服劳役的人挑选出来。这些人靠一边站，然后清点留下来的人数。如果挑剩的有两个人，那就从原有的人中再挑出两个，这样就等于新到五千，就送走五千到“处决山”去。这一来便不至于过于拥挤了。一个人可能经受住六个月奴隶劳动的折磨，再长就很少见了，一旦精疲力竭，罗施曼的鞭子就会在某一天敲敲他的胸脯，他就得加入死亡的行列。

　　起初，这些受害者排队走向城外的一座森林。

　　拉脱维亚人把它叫做毕克里克森林，德国人重新命名为霍赫瓦尔德，即“高林”。这里，在松树中间的空隙地带，由处死之前的里加犹太人掘了很大的深沟。在爱德华·罗施曼的命令监视下，拉脱维亚的党卫军在这里用机枪把他们扫倒，尸体就掉进沟里。剩余的里加犹太人铲上土，盖住尸体，然后在上面再压一层尸体，一直到沟填满为止，然后再开一条新沟。

　　每当处决一批人时，我们在犹太区能听见机枪的扫射声。事后就望见罗施曼坐在他的敞篷车里从山上下来穿过犹太区的大门。

　　我当了卡波以后，我与其它囚徒便完全断绝了往来。我无需解释我为什么要去当卡波，因为多一个或少一个卡波没什么两样，不会使死亡名单有任何添减，但是为了帮德国犹太人复仇（不是拯救他们），哪怕只有一个活着的证人，可能就会使情况完全不同。这至少是我对自己一再提出的论据。然而，这是真实原因么？或许我只不过是怕死？不管过去是什么原因，反正在那年的八月之后，怕死已不成其为一个因素了。那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灵魂死亡，只留下躯壳为幸存而挣扎。

　　一九四二年七月，从维也纳运来了一大批奥地利犹太人，显然这批人已无一例外地被打上“特殊处置”的标记，因为这一整批从来没有到达犹太区。我们没有见到他们，他们从车站直接向“高林”进发，并被机枪点了名。那天黄昏，四辆卡车载满衣物从山上开来，衣物送到锡广场以备挑拣。这些东西堆成像一所房子那么大的山丘，然后挑拣分类成一堆堆的鞋、袜、裤衩，长裤、女外衣、夹克、剃胡刷子、眼镜、假发、结婚戒指、图章戒指、帽子等等。

　　当然这是处决流放犯的标准程序。所有在“处决山”被害的人都在墓边剥光衣服，随后他们的财物就被运送回来。这些财物经过挑拣分类后送回“帝国”。金、银、珠宝则由罗施曼亲自监管。

　　一九四二年八月，又有一批从特列森城运到。

　　特列森城是一处在波希米亚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在送往东方处决之前，就关在那里。当罗施曼在锡广场上进行挑选时，我站在广场的一边望着他。这批新来的人都已在原来的营地被剃光了脑袋，除了大部分妇女是穿着女外衣这一点外，不大容易分辨出男女。在广场上正对我的那一边，有一个妇女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她形容枯槁，瘦得像根拨火棍，不停地咳嗽，但她的容貌有某种东西触动了我的心弦。

　　罗施曼走到她面前在她胸脯上敲了敲，就走过去了。跟着他的拉脱维亚人立即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出队伍，赶进广场中央的人堆。这一批人中不宜服劳役的人很多，所以被选出来人的队伍很长。这就意味着从我们这里少挑些人就够数了，虽然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不怎么相干。作为一个卡波，我戴着臂箍，拿着棍子，额外的口粮已使我体力稍有增强。罗施曼虽然见过我的脸，但他似乎并不记得。他劈头盖脸地揍过那么多人，所以挨过揍的人并不怎么引他注意。

　　在那个夏日的傍晚，那些被挑上的人绝大部分都被编成队伍，由卡波领着走到犹太区的大门口，然后由拉脱维亚人接收过去，走最后的四哩到“高林”去领死。

　　由于有一辆煤气车也停在大门口，所以被挑上的人中最弱的百把人被从大堆人里分离了出来。我正准备领那些倒霉的男女往大门口去，党卫军中尉克劳斯把我们五个卡波叫住了。“你们，”他叫道，“把这些人送上杜拉门德输送车。”

　　当大队人马走后，我们五人伴送最后的百把人到停靠着煤气车的大门口。他们大部分都一跛一跛地，步履蹒跚，有的咳嗽着。那个瘦弱的妇女也在其中，她的胸脯受着肺病的折磨。她知道自己在走向何处——他们都知道，但她也像旁的人一样，顺从地、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子后面。她太虚弱了，爬不上去，因为车的后门离地面相当高，所以她转过头来让我帮她上去。我们站在那里，互相看着，一下子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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