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88)_范克明

八八

　　英武豪爽、神态自若、身披大氅、内着将校服的少帅过来了，他与杨虎城等亲密同僚匆匆话别，将一纸亲笔手书交到杨虎城手里，那上面写的是：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即于学忠）指挥。
　　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
　　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即日

　　蒋介石由宋美龄等搀扶着，匆忙登上飞机，腾空而去。张学良从容不迫地环顾四周，带着显然有些依恋之情，向站在远处不免为他的安全捏着一把冷汗的群众挥了挥手，即转身紧走几步登上了自己的座机，也向东飞去。两架飞机将首先飞往洛阳。这时，在云层背后的太阳已经西斜，大约是下午四点多钟。

　　对于很快就要放蒋和张学良可能要送蒋回南京，周恩来是察觉了的，并曾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但情况如此急转直下，张学良甚至没有同他说一声，就匆匆忙忙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了，这是使他很感意外的。本来“周恩来二十四日半夜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复电，内容是：一、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介石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宣言。二、全部中央军分别向豫绥两省撤退。三、部分释放爱国分子与共产党员。其中第一项是关键，只要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作了公开正面表示，就是承认西安三方面的合法地位，蒋介石也不好轻易反悔。周恩来接到电报，还没来得及与张学良商量，张学良已经陪蒋介石回南京”⑦了，实在遗憾得很。

　　⑦鱼汲胜：《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新探》，《党史文汇》1987年第1期。

　　那天，张学良离开金家巷不久，孙铭九就得知张、杨二将军去机场送蒋的消息，他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个紧急情况。张学良对周恩来是敬重的，他对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艰苦卓绝的工作，是怀着由衷的敬佩和感激之情的。但他也总认为，他们此次举事虽带有一定的军事阴谋的性质，可却完全是为了抗日，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也关系着国民党的兴亡绝续，而绝非出于私利，或欲与谁去争一日之短长，因而觉得踏实，心安理得。而对于蒋介石会背信弃义，对他们进行报复这一点，却估计不足。周恩来曾对他多次相劝，让他不要对蒋介石抱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对他的阴险多加提防。可是，他有点忠言逆耳，未加重视，加之蒋的回宁提前了，事出仓卒，所以未与周恩来再作协商，现在周恩来得知此事，也不禁一惊，不无责备地说：“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孙说：“我以为他同你们商量过的，他走也没有告诉我啊！”另据张学良的副官张沛汉谈，1936年12月25日下午，当蒋介石回南京去机场时，“周恩来来到了张公馆，只有我在家值班。他进屋后，十分着急地说：‘张将军要送蒋先生回南京，我马上到机场去，劝阻张先生不要去南京。’我们来到车库，要了一台车，就驶向机场。

　　“周恩来几次让司机快点开，车子几乎飞了起来。车中，有周总理、我和他的一个随行人员，周总理对我说：‘这么大的事情，张将军事前一点也没有和我说（这显然指的是提前放蒋——引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劝他不要去。’可是已经晚了，车子到机场时，蒋介石专机的螺旋桨已经转动了。在回来的路上，周恩来沉默不语，心情十分沉重。”⑧

　　第二天，“周恩来在长安县礼堂向东北军的军、师、团长讲了话。他脸色严肃，语调深沉，他说：‘革命的同志们，换一句话说，就是亲密的战友们，我马上就要回陕北啦。张将军送蒋先生回南京，同志们大多数还不知道，昨天走的，张将军就可能要晚回来……同志们，你们要记住，你们有个朋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张将军回来之前，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对你们负完全责任。’周总理的讲话，深深打动每个人的心。他的语音一落，立刻就响起了掌声。”⑨

　　⑧⑨张沛汉：《周总理在“西安事变”中》，载1986年12月10日《西安晚报》。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对于它在停止内战、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地实现了由国内阶级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动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这方面，可以说是举世公认，对国内外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对于张、杨两将军的评价，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的南京送蒋等问题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如张、杨两将军的行动，明明是出于爱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是顺应人民公意和历史潮流，真正“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然而，有少数自称“不务华美，但求真实”，“品评是非，一本良知”的学者，恰恰在有关西安事变的一些关键问题上颠倒了是非。如有本书里就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劫持最高统帅”，是“不明时势，不通事理，不守纲纪，不顾民意”之举等，恐怕失之偏颇，不论是与史实、民心，亦或历史的公断，都是相距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也有些分歧是因学术观点的不同引起的，这是可以研讨的。如关于张学良的南京送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出于民族大义，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陪送蒋介石去南京，精神固然可佳，但由此却也带来严重的损失。他的南京被扣，终身失去自由，便是因此而引起的。王以哲将军的被枪杀，东北军的衰落，西北“三位一体”的解体等，更是严重的后果，所以此举实属重大失策，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错误。个别西安事变研究者甚至发出了“假如我是张学良”这样的唉叹！

　　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一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这无碍大局，也正象俗话所说的：“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对此有所非议者，历来人数不少。但对此举肯定，认为它真诚、悲壮，把它看作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逼蒋抗日和拥蒋抗日的继续，是张学良谋求全国一致抗日的又一爱国义举，是张学良处理事变后期复杂局面的一种果断措施”的，也越来越多了。前面提到的鱼汲胜的文章，就具体引述了五十年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事的评论，那才真正是高瞻远瞩的真知灼见：

　　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张学良送蒋走的当天，周恩来、博古在致党中央的电报中分析张去蒋走的形势时指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1937年1月1日，在张学良送蒋抵宁横遭审判的第二天，刘少奇在《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中指出：“有些同志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跑到南京请罪时，表示悲观，认为张学良是投降了蒋介石。

　　这一种认识是不对的。张学良的认错与请罪，对于南京与各地的左派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争取中派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右派借以鼓动内战的口实，则给以取消。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