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36)

三六

　　1934年12月间，二、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强大攻势。12月11日，红一军团几经苦战，打开湘黔边境的通道县城，中央在县城恭江书院举行临时会议，毛泽东反复陈说当时局势的严重性，提出部队应改变战略方向，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西入贵州，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前进。如果不改变战略方向，等于将三万红军投入虎口。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还严肃指出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提出更换前敌指挥的意见。这时，因战事匆忙，未作正式决议。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重视。并且，在行军路线上，已经迫不得已向西跨入贵州境内。

　　1934年12月14日，一军团六团会同三团抢占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并作出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这次会议对长征的战略方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会议作出的另一重要决定是：调刘伯承回军委，任军委总参谋长。同时，将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兼任司令，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这是长征中第一次大的人事调整，这次调整实际上取消了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重新明确了红军前敌指挥，对整个长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写道：“黎平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预定遵义为新根据地的中心。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

　　自黎平会议以后，刘伯承由殿后变为开路先锋，担负着为中国红军杀开血路的重任。当时，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都相信，积极主张游击战法的刘伯承，一定能成为实现战略转变的有力执行者，一定能实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一定能为红军杀开一条血路。

　　1934年12月底，刘伯承率军委纵队进到乌江南岸。乌江又名黔江，自古称为天险，两岸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好似利剑，直刺青天。江面上波涛汹涌，最大水流速度每秒钟在两米左右。河床、河岸都是石灰石。江水清澈见底，但明暗礁石很多，不时激起层层浪花。江界渡口河面宽约一百五十到三百米。渡口南岸是一片起伏地，北岸是峭壁悬崖。峭壁间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曲折，通向河边。贵州军阀侯之担为了堵截红军北渡乌江，派旅长林秀生带领独立团、教导团和第三团三个团在北岸固守，并构筑有坚固工事。敌人居高临下，凭险据守，红军要渡乌江，困难是很大的。

　　正当工兵连研究架桥问题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带著作战局长张云逸急匆匆赶到江边。一见面，刘伯承就问：“你们研究得怎么样？拿出办法没有？”

　　当工兵连的同志说到架桥的材料有问题时，刘伯承若有所思地说：“材料确实是个问题，但只要发动群众，办法还是有的。”接着，他又问道：“工兵同志们对架桥有些什么看法和想法？”

　　当大家谈到可以利用山上的竹子，扎成竹排，送部队渡河时，刘伯承很感兴趣，连声说：“好么！好么！这个建议挺好，值得研究。”

　　工兵连当即按照刘伯承的指示进行试验，很快试制成简易竹排。经过两三天的苦战，工兵战士奇迹般地在乌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刘伯承一边安排部队渡江，一边仔细察看这座竹排浮桥，并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工兵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不怕辛苦，不怕牺牲，在没有器材的情况下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保证了部队顺利渡江，你们为部队渡江立了大功。”

　　接着，刘伯承又命令干部团工兵连随部队继续前进，一方面军工兵连留下，接应军委纵队渡江，并指示大家再次检查浮桥的安全，以保证军委纵队和大部队顺利渡江。就这样，全部红军飞越了乌江天险。

　　当1935年元旦刚刚过去的时候，刘伯承又率领军委纵队大踏步向遵义方向的猪场进发了。

　　猪场是贵州军阀一“江防司令”林秀生的防区。当时，林正带领三个团的兵力在乌江北岸死守。1月4日，刘伯承接到军委命令后，一边快步行进，一边部署红二师的战斗行动，不出几个小时，即以迅雷之势于当晚攻占猪场。次日，又连克团溪。

　　1月6日凌晨2时，刘伯承收到军委主席朱德的“万万火急”电报，电称：“彭（德怀）杨（尚昆）并告刘（伯承）：（万万火急）

　　一、三军团渡江后主要任务在遮断遵义贵阳交通，并扼守乌江北岸，因此，三军团应迅速以一个师循乌江北岸向老君关（即镇南关）开进。

　　二、如来得及，三军团可以另一个师向遵义追击，以随同二师及干部团主力攻占遵义消灭黔敌，派去之师并应暂受刘伯承司令员统一指挥。朱德。”

　　接电后，刘伯承马不停蹄赶到深溪水附近。深溪水离遵义仅三十华里，黔军王家烈部有一外围据点前出至此。原来，先期到达深溪水的红六团，已做好攻坚的一切准备工作，只等刘伯承到达后下令发起攻击。刘伯承询问完当地的情况后，沉思地说：“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要学用点智谋。”他指示六团，务必先扫除外围，全歼深溪水据点之敌，而且不能放走一个敌人，否则，将影响下一步打遵义的行动。1月6日下午3点，六团一营果然以迅雷般动作，趁雨奇袭深溪水，敌军无一漏网。

　　当天夜里，一营又根据刘伯承的布置，对俘虏兵进行争取工作，由俘虏兵带路，全部装扮成黔军的败兵，趁夜诈开城门，随后，后续部队一拥而入，与守敌展开激烈巷战。1月7日凌晨2时，红二师胜利占领遵义城。

　　攻占遵义以后，刘伯承又快马急驰赶到四团团部，命令该团立即出发，追歼北逃之敌。

　　当时，耿飚和杨成武率领的四团，在泥泞路上急行军三个多小时，刚刚踏入遵义北城，部队十分疲劳，上下都盼着能休整一下。

　　刘伯承看团首长面有难色，便亲切地说：“想休息一两天吗？不行！现在还不行！必须趁敌人在桐梓和娄山关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来一个穷追猛打，扩大我军的前进基地。你们的任务是：坚决夺取娄山关，相机向西北发展，占领桐梓县城，粉碎敌人的反扑，以拱卫遵义的安全。”

　　四团首长明白了抢占娄山关的重要意义，二话不说，又率领部队急行军一百二十多里，并以猛虎扑食之势，一举攻下天险娄山关。

　　刘伯承率部智取遵义成功，其意义远远超过夺取这座城市本身。首先，智取贵州重镇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夺取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这一胜利，对整个红军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影响，振奋了军心，提高了士气，使广大红军战士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其二，智取遵义的胜利，再一次显示了红军游击战法的威力，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破产。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即遵义城为我所得，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时间和空间条件。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