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徐向前(34)

三四

　　一天，穿花旗袍的女“交通”又来了。她着重地把一本《牡丹亭》又称《牡丹亭还魂记》放在徐向前手上说：“保存好，快看，三天内我要取走。”

　　徐向前没读过《牡丹亭》，却知道是明代汤显祖的名著。说的是少女杜丽娘，被父母禁居深闺，梦中与一书生柳梦梅在牡丹亭畔相爱。她愁病忧郁死后，游魂找到柳生，令其掘坟而再生。后两人又相会人间，终成恩爱夫妻。这个还魂的爱情故事，连乡下人都听说书的说过。徐向前奇怪：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怎么送来这么本书？他翻开书皮，第一页却是张白皮，再翻一页，一行行一段段文字，跃入眼底。哪里是《牡丹亭》啊？这是一部伪装在《牡丹亭》书皮里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

　　徐向前翻阅着。在《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共青团工作决议案》等文件中，讲到中国与世界革命、现时形势与党的总路线、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危险、反对帝国主义、军事问题与士兵运动……使徐向前大开眼界。他反复读着有关当前形势估计、反对机会主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八七”会议那些段落。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因为徐向前亲身参加过广州起义，特别细细读着这样一些话：“广州起义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大会特别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的经验。”……

　　一段段文字，一句句话，远远比杜丽娘还魂的故事更能使革命者动心。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六大’的决议，写得很好，读起来很解渴。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关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论断，关于既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问题，关于建立工农红军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等等，都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爱读书、爱思考的徐向前，捧着那本假《牡丹亭》，反复读，认真想。他静心地思考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联系到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否则将一事无成。

　　广州起义和东江游击战，是徐向前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也是他从事游击战的第一个舞台。正是从挫折和失败中，他得到了教训。在《历史的回顾》中他写道：

　　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的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

　　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更是证明。

　　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

　　〖13.从上海亭子间走进大别山。红军打了胜仗，众人才晓得一个能人来了，他就是徐向前〗

　　雄伟多姿的大别山，像条巨龙横卧在湖北、安徽省界上。

　　这是一座革命的山。要说井冈山是中央红军的诞生地，大别山则是红四方面军的摇篮。从1927年“黄麻起义”开始，这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党中央十分重视开拓发展这块革命根据地。从大革命失败后，就把一批批将才派进大别山。除了党政领导人张国焘、沈泽民等人，军事指挥员有：

　　徐向前、曾中生、陈昌浩、许继慎、旷继勋、陈赓、倪志亮等等。

　　徐向前算得上最早走进大别山区的一个。经过是这样的：

　　1929年3月，徐向前从九龙转入上海后，和桂步蟾、王和峰、周棺仁等六个人，住在黄浦江边的泰安客栈。客栈的老板娘，一眼就认出徐向前。五年前，徐向前考黄埔军校时住过这里，两年前，从武汉来上海在这里落过脚。他隐隐地意识到这泰安栈似乎与地下党有关系。老板娘30来岁，打扮得挺俏，一脸上海女人的精明和温柔相，普通话倒也流利。她见徐向前这位“回头客”，笑得更甜，点烟倒茶。她从不问客人从哪里来到上海做什么。只是说说上海的气候，讲讲黄浦江的大潮。

　　徐向前奉命来上海，找党中央。他知道彭湃、袁裕正在上海，却没处打听。事实上，纪律规定，不准打听任何一个熟人，除了领导上提起某某人，才可以问几句。他不知道，党中央会安排他做什么。

　　过了三天，一位女“交通”带路，他们又转移进法租界金神父路，一个亭子间。三层楼顶，一个小阁楼，只有一个小窗户。

　　自己烧饭做菜，不得外出。这安排，使徐向前感到在泰安客栈可能暴露了目标，只有进了租界地，才比较保险。外边是印度人当巡警，国民党军警、特务不得随意闯入租界地。在这“保险”地徐向前住了几天，一块从东江来的王和峰等四位同志被分配去了湘鄂西地区，他和桂步蟾每天坐等分配工作。小小亭子间闷热难熬，大小便都得坐马桶，对从战场上滚爬过来的军人，这种生活像在监狱一样难受。其他同志从早到晚走棋子，徐向前只顾看书、看报。他很希望“交通”像在九龙那样，送一本《牡丹亭》来，可是白色恐怖的上海，党的地下工作一个字都不给传。

　　一天吃过早饭，一位穿长衫、着布鞋、中等个头的人由“交通”引进来。说话掩不住广东口音，额头和长相都使人猜出，是广东人。他是中央军委书记杨殷。见面之前，他已经知道了徐向前的情况与经历。

　　“你们最后在海丰那边好苦呀！”杨殷开口就提广东，“广州暴动，你在工人赤卫队，我也在那边，不认识呀！”

　　“我在第六联队，”徐向前说，“作战时不在一个方向。”

　　“你是黄埔几期？”杨殷问。

　　“第一期。”

　　于是他们说起黄埔军校的一些事。杨殷是1922年加入共产党的，一直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他是领导人之一。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党中央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一些著名的军事干部的履历，都写在他心里。虽然和徐向前没见过面，却也知道这是位军事人才。他问徐向前，知不知道六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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