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55)

五五

　　治丧委员会规定1月10日和11日两天，在北京医院太平间进行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面不断发出限制遗体告别仪式的时间、压缩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等通知。这导致群众极大的不满与愤恨情绪。

　　有的单位领导对上头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亦不赞成，却也无可奈何，因为无法向群众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他们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应付上头的态度。老百姓也不是傻瓜，早就心里有数。许多国家机关与北京市等单位便自发组织群众前来北京医院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东单大华路、台基厂头条、东交民巷及北京医院西门外等地，将北京医院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那时，“四人帮”

　　仍在台上张狂，限制群众参加悼念周恩来活动的人数。他们低估了百姓的觉悟和对周总理的感情，只想到了限制白天的人数，满以为晚上不会有人来参加悼念活动了。他们更不会想到许多机关干部带头在夜间进行有组织的悼念活动。他们自己做了蠢事，让平民百姓钻了空子，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白天黑夜连续进行悼念活动，群众的这种逆反心理，导致出现了同他们愿望相反的情况，使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好几倍！此乃“四人帮”始料未及的。

　　更为令人恼火的事情是，上面一再提出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送花圈、甚至不准佩戴黑纱。

　　人民对周恩来的热爱是很深很深的，“四人帮”兴风作浪压制人民的悼念活动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他们这不许、那不准的，这无疑是给悲痛及愤恨的人民群众火上加油。上头这些生硬的规定真是触犯了众怒，迫使老百姓自发地走出家门到大街上去，到天安门广场去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后来有一个单位将“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的心声制成一个巨大的横幅树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1976年1月，北京真是一个天寒地冻、肃杀萧条的严冬，天气冷，老百姓的心就更冷了。11日下午5时许，由少数治丧委员会成员、邓颖超、医疗组、警卫人员、周恩来的亲属等再次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后，随即起灵移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灵车开出医院大门时碰到大批围观群众，他们很快自动散到马路两旁，让长长的灵车队顺利通过。车队从王府井大街南口往西缓缓而行。只见自东西长安街直到八宝山，沿途挤满了人群，男女老少长时间站在刺骨的西北风中流着眼泪迎候着。

　　周恩来的灵车四周挂着黄黑两色的挽幛，上面佩着大白花，显得肃穆、庄重，当灵车来到人群跟前时，就像一个无声的命令，人们一个个脱帽向灵车致敬，止不住的泪水纷纷落下来。他们的衣襟沾湿了泪水也顾不得去擦一下，更多的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压抑的感情，顿时号啕起来。他们捶胸顿足，哭得死去活来，有人当场晕厥过去，有谁看到如此惨烈的情景而不为之动容呢？坐在灵车里的人们更加悲恸不已。

　　灵车队到了八宝山公墓大门口，那里早已聚集了许多群众，他们要求再看一眼总理，也有人提出保留周总理遗体不要火化，于是哭喊声又起，经过一再做工作后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但一直到半夜12点多钟，人群依然聚集在那里没有散去。

　　安放在玻璃棺内的周恩来遗体被移送到公墓火化炉前的房间暂停。邓颖超站在玻璃棺头侧，双手扶着棺盖，泪流满面，她低头仔细地端详着周恩来的遗容，唏嘘不止。

　　医疗组、警卫、秘书、服务员、几位治丧委员会成员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人们大声哀号不止，殡葬人员一再过来告诉大家：预定火化的时间已到，请大家让开，炉门已经开启，里边冒着熊熊的火焰。经他们这样一说，整个屋子又像开了锅，人们一下子拥到玻璃棺前将它密密匝匝地围住，大声哭叫着：总理啊！您醒醒吧！总理……您不能走呀！

　　他们把嗓子都哭哑了。这种发自内心的悲伤犹如生离死别、痛彻心肺，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大家用手使劲地摁住棺盖不许殡葬人员过来，惟恐把总理夺走。

　　我心里同他们一样悲痛，眼泪模糊了视线，但更担心邓大姐悲伤过度而病倒，此刻，我只是站在一旁用目光注视，无法、无言去劝慰她。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可是，诀别亲人最悲痛的一幕终究要结束。邓颖超在护士搀扶下带头挥泪离开玻璃棺，让八宝山的工作人员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仍在悲哀哭泣着的人群见此情形，亦只好渐渐散开，殡葬人员迅速揭去玻璃棺棺盖将车子推到火化炉前，周恩来的遗体被送进了火化炉中，炉门关上了，无情的烈火吞没了巨人的身躯，痛别的人们无奈地退到了屋子外面，大门立刻关上了。

　　我们按照邓颖超事先的嘱咐：总理的骨灰要纯、要干净。有人引导警卫、护士和我都到火化炉后面的房间去等候，这个房间里有几位部长、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部分医疗组成员及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守候在炉旁。大家的眼泪早已哭干，嗓子哭哑了，现在只是默默地等待着。我们通过火化炉铁门上的小孔看到了遗体火化时的情形。大约经过四十多分钟，殡仪馆工作人员将一大堆冒着青烟、滚烫的白骨轻轻地放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上。

　　这一下，我们真的永远见不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了！

　　我们几个受命于邓大姐的人立刻洗干净双手，用酒精消毒后戴上医用橡皮手套，将炙手的遗骨捻成粉末，我们的手在颤抖，泪在心里流，但邓大姐的嘱托必须完成。

　　我们拣出了假牙托、皮鞋钉、腰带金属襻和中山装金属领扣等周恩来的身外之物，把纯净的骨灰小心翼翼地装进白色绸布袋子里，再将袋子放进骨灰盒。可是我们，不，连火葬场的人也没有想到竟然一个标准的骨灰盒盛不下周恩来的遗骨，殡仪馆的人又取来一个骨灰瓶，我们才将余下的骨灰仔细地、全部装了进去。

　　过了午夜12点钟，载着周恩来骨灰的灵车队自西向东驶向劳动人民文化宫，骨灰盒就安放在灵堂里。在那严冬的深夜，寒冷的西北风穿透厚厚的棉衣刺痛人们的肌肤。可是一路上见到马路两侧仍然站满了人群，特别是那些老人和孩子们长时间守候在那里目送灵车队慢慢远去。在车队前面开主车的老杨师傅十分理解老百姓的心。他主动减速压住了阵，使整个车队缓缓前行，好让群众多看一眼总理的车队。

　　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时至今日，回忆起当年“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空前悲壮场面，令人永世难忘！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遵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建设的方方面面已取得了巨大成就。“文化大革命”与“四人帮”……或其他什么都已成为历史。我坚信，历史上的这一幕决不会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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