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54)

五四

　　后来，在北京医院正式举行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时，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仪式的情景，广大观众看到余秋里、江华与谭震林等许多老同志进门一见到周恩来遗容就痛哭不止，若身边没有人搀扶几乎会跌倒。人民注意到唯有江青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悲哀，更没有泪痕，她竟然连帽子都没有脱！她有意当众怠慢周恩来的无礼行为暴露在全国百姓面前。坐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的群众禁不住愤怒地大声吼叫起来：“把帽子脱下来！脱帽！脱帽……”

　　那时，电视机尚没有今天这样普及，多半是机关及单位里集体收看电视新闻联播节目。大家将见到的情景愤恨地奔走相告，很快传遍了首都和全国。

　　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江青的行为激起了百姓们严重的不满与愤怒。这也可说是后来爆发“四五”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江青公开同十亿中国人民为敌，点燃了自焚的火焰。

　　当天中午11时许，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周恩来的遗体被抬上救护车，由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熊汝成、虞颂庭、于惠元、吴德诚；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黄宛、方圻、陈在嘉；跟随周恩来多年的警卫、保健医生、护士等坐在车上护送；司机老杨师傅驾车，警卫车辆、行车路线、沿途军人和警察的部署都是按照周总理生前的规格进行；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在中央没有宣布周恩来逝世消息之前，尽管上面强调保密，出动的车辆不多，人们亦很守纪律，但周恩来逝世这样的大事情是人民关心的焦点，而且已经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想要完全不走漏风声是办不到的。

　　其实，在周恩来住院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期间内，医疗组、警卫与服务人员忙于工作，成天围着周恩来转，经常出入于各单位及部门之间办事，我们虽然并未在意，别人早就注意到我们了。特别是周恩来病危以来，我们外出办事难免心里紧张，来去行色匆匆，让人家看出了苗头。所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到社会上去了。

　　有人听到噩耗一时愣住了，反应不过来，以为自己听错了，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北京医院一位老同事见到我就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是真的吗？”

　　因为中央还没有宣布消息，我稍微迟疑了一下，他调转头去边走边哭，后来，终于忍不住而哭出声来。有人听到此消息当即号啕起来，甚至因悲哀过度引起心脏病发作而去医院抢救。

　　在当时的形势下，老百姓的心里只觉得这个世界上不能没有总理，周总理走了，我们怎么办？人们都这么想是极为自然的。

　　周恩来没有儿女，没有财产，一身布衣，两袖清风。他是平民“宰相”，能“为民作主”，他是清官，是好官，是中国共产党崇高形象的代表，是中华优秀文化集大成者，是他所处的时代百姓的希望，如此周恩来去世，老百姓能不如同失去亲生父母一般吗？

　　1月9日晚上，警卫同志为周恩来挑选了平时他喜欢穿的那套旧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内衣和鞋袜等物，征得邓大姐同意后送到了北京医院。此时，北京饭店高级理发师朱殿华带了他的徒弟小卜到医院为周恩来理发和刮脸。周恩来与邓颖超青年时代的好友、著名牙科专家韩文信的儿子、北京医院副院长、也是牙科专家的韩宗琦在医院主理周总理身后之事。

　　我们站在一旁，朱师傅在总理生前多次建议，甚至在1976年元旦前夕，他还托人捎来口信要为总理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周恩来不忍让朱师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样而伤心流泪，始终不同意朱师傅到三五医院为他理发。

　　那天，朱殿华和徒弟来到北京医院，第一次见到重病后的周恩来，他们一进门热泪就夺眶而出，不停地抽泣着。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周总理竟然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浑身瘦得皮包骨头，脸颊凹陷，头发稀疏蓬乱，满脸胡茬，苍白的脸上满是褐色的老年斑点，朱师傅曾为之服务了几十载，敬重的、风度翩翩的周总理几乎使他一时认不出来，俗话说：已脱了形！

　　此时的朱殿华师傅，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他绝不会忘记在那疯狂的年代，北京饭店同样是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日子，造反派批判他，叫他靠边站、剥夺他理发权，更不让他为中央领导人服务。

　　一次，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理发，上面指定一个不熟悉周恩来的人为总理理发。这位理发师费了好大的劲儿就是刮不了周恩来的胡子。结果，这个理发师自己搞得满头大汗，手也发抖了，硬是完不成任务，只好就此罢休。周恩来批评了造反派，找饭店领导人耐心地谈了话。

　　“朱师傅是一个理发师，他的技术好，年轻人(指造反派)还没掌握熟练的技术，为什么要夺朱师傅的权啊？”

　　就这样，没有多久，朱殿华被解放了，恢复了工作。

　　现在，朱殿华跟徒弟说：以前，我给总理刮胡子要抹好几次肥皂沫，热毛巾闷几遍，使胡子软和了才能刮下来。现在不能用热毛巾了，不然，皮肤的颜色会发紫，化妆时去不掉，不好看。这不仅说明朱师傅有着丰富的实际经验，更说明他对周总理有着深深的缅怀之情。

　　深夜11点钟，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周恩来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那只有几十平方米，条件极其简陋的太平间里。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记者们纷纷赶到医院来拍摄镜头，直至后半夜才结束。

　　1976年1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的代表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周恩来的遗体安放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

　　老百姓在当晚电视新闻节目中看到张春桥走向守灵的邓颖超，同她拥抱，邓颖超还拉着张春桥的手说话(说话声音未播出)。第二天，有不少看到这一镜头的熟人，向我表示不理解。尽管我每天住在西花厅陪伴邓大姐，但在出现上述镜头时刻，我并不在现场；因此我同他们一样不理解。很想问问老大姐，但考虑到治丧期间，邓大姐的悲哀和劳累，又不忍去打扰她。

　　到了5月，邓颖超的心情比较平静，为了向大家表示感谢，她请在京的医疗组专家、医护人员及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饭店吃西餐。席间，她一再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谢。大家由衷地祝她健康长寿。

　　见到大姐的心情好些了，我便在一次闲聊中，向她提起在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的那个引人注目的电视镜头问题。

　　“那天，我毫无思想准备，张春桥走到我跟前伸出胳膊跟我拥抱。此人来这一手，可能是一种姿态吧？当时，我很难拒绝他这样做。”邓大姐若有所思，亦觉为难地说。

　　“大姐，你跟张春桥说了些什么话？这个镜头还蛮长的。”我又问了这么一句。

　　“还不是去年12月，总理在医院里跟他说的，要他和王洪文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嘛。”

　　我听了大姐的话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邓大姐遇到张春桥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她也只好应付了之。由此可见，在大众传媒发达的当今世界，大人物的一举一动是多么令人注目啊。张春桥这种人跟周恩来、邓小平与邓大姐相比，他是属于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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