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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在批判周恩来那些严厉的日子里,人说“世态炎凉”,此话一点不假,我有切身感受。原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每次开会的时间与地点由他确定后通知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总提前几分钟到达会议地点,有的领导人也提早赶来向总理请示问题或汇报工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总理经常留下个别人谈话。在他情绪好的时候,他还会抽时间在大会堂东大厅里小憩,或同服务员聊聊家常,打一会儿乒乓球;有时还在那里吃完夜宵才回西花厅办公。

  在周恩来挨批期间,却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待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会场去。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还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这本没有什么不正常,问题是,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现在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迎面相遇也要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吧?!

  我们,作为周恩来的随员的处境,也就今非昔比,可想而知了。

  过去,只要首长们在一起开会,秘书、警卫、医生及护士等相互见了面,大老远的就热情地喊着打招呼、开玩笑、拍肩膀等。一到吃饭时间,大家吆喝着一起冲向食堂,都往一张桌子上凑,吃饭时有说有笑。现如今,只有我们“周家”的人自己聚在一起,默不作声地吃完饭便走开。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互相目光接触而觉得尴尬。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我觉得,他们不一定都是些势利小人,主要是怕沾边。那年月,真有点吃不准,今天是首长,说不定明天可能被打倒,甚至去了“秦城”。即使是随员,也可能“沾点光”。所以,大家互不理睬,少惹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天夜间,我和警卫科长老张随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回到西花厅,老张神色不安地跟我说:

  “佐良啊,咱们得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给咱们戴上手铐,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连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知道!”

  我认为老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并非杞人忧天。当时,谁也说不准形势发展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我听后只好默然不语。我的心里也很担忧,可知道担忧是无用的。我只能抱着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的心态等着瞧。

  在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很少,其他会议也不多。他的心情自然不会好,成天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独自呆在办公室里,吃饭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使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

  平常西花厅的纪律很严,保密观念强,没有“小广播”,没有小道消息。但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大家察言观色,总能摸到点“气象”变化的信息。这种沉闷的气氛也影响到工作人员的情绪,一个个心事重重,相互见面打招呼时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几句。秘书与服务人员因不跟随总理外出,他们了解得更少,我们也不敢对他们议论。有谁会想到,这堂堂“总理府”里,人们日子过得竟是这般凄凉。

  “文革”期间整中央高级领导干部时常用的撒手锏便是给你扣上一顶“路线斗争”的帽子。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十多天里,江青提出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诬陷周恩来是“迫不及待”(要夺毛主席的权)……犹如当年搞“二月逆流”的手法那样去激怒毛泽东。总之,江青一伙耍尽各种卑劣的手段企图整垮周恩来。

  毛泽东不断听取会议进展情况汇报。当他得知会上情况后立即出面干预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至此,毛泽东对会议下了结论,这出“戏”只好收场。

  挨整的日子,正是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时候。此时最关心总理健康的是叶剑英元帅。他只要见到了我们总会主动询问:“这两天小便的情况怎么样?胃口好不好,晚上睡眠还可以吗……”有时候,叶帅把我拉到较为僻静的地方这样深情地探问。

  政治局会议散会后,叶帅常在离开大会堂时找到我,他不说什么话,只是用力握一下我的手,或者轻轻地拍一下肩膀便走开了。

  这种时候,尽管叶老帅没有同我说一句话,但我仍很激动,心里总觉得热乎乎的。这是老帅出自内心的对周恩来的真情啊。因为在周恩来挨整的日子里,叶帅也“沾了光”——批评他“军委不议军!”他在会议上也没有少挨批。

  还有纪登奎同志,他也常主动关心总理的健康状况,见面时会悄悄地问一句:“怎么样?还好吧?你们辛苦了。”

  这几位中央领导人,对周恩来的病情格外关心。在那样严峻的政治环境下,能主动表示对总理健康情况的关心,就很不简单了。一般的人,起码也得同你保持距离。

  另外,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在周恩来挨整时,明显地表露出对总理的同情,对江青等人的愤恨以及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在周恩来逝世后,遗体安放在水晶棺里,从北京医院送到了八宝山公墓,当火化工人要将总理的遗体送进火化炉的时候,也就是这些曾经为周恩来长期服务过的大会堂工作人员、医生及护士……他们真像“疯”了似的,扑到水晶棺前哭得死去活来,护着棺盖不让火化工人接近水晶棺。其情景可撼日月。

  春天本是大自然生机勃发、阳光灿烂、万紫千红的好时光。

  可是,1974年的春天,对于周恩来说来仍是春寒料峭,日子非常严峻。年前,江青一伙整周恩来未能得手,他们如何能罢休?此时,他们又发起了“春季攻势”。

  “一·二五”大会

  “四人帮”向周恩来发难;江青要罢田维新的官;她当众指责叶剑英农历新春伊始,江青一伙以批判林彪为借口,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一个恶名昭著的“批林批孔”大会,后来人们称之为“一·二五”万人大会。此会名为“批林批孔”实是“批周公”。当时,中央与国务院各系统的批林大会本该由周恩来召开并主持会议。可是蓄谋已久的江青一伙对周恩来搞了一个突然袭击。

  那天下午三点多钟,在周恩来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形下,他们设下了圈套,通知周恩来去首都体育馆参加会议。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一到会场,首先作自我检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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