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14)

一四

　　“在呀！”董老回答道。

　　“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叶剑英女儿）那儿接受了一支小手枪，枪是贺龙的。那人还说，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的机会，到你女儿那里去拿枪，来暗杀主席！”周总理继续跟董老说。

　　董必武女儿听父亲这么一说，觉得那帮人实在是可笑又可恨。同时，她亦感到事情十分严重，难怪提到手枪之事便神色不安，他们欺人太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她心中不禁惶恐起来。她那傻乎乎的弟弟相信过标榜革命的“四人帮”，不久前刚遭囚禁。现在，看样子又有新的灾祸要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谁叫你是董必武的女儿呢？！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就叫做“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

　　后来，董老的女儿按照父亲的嘱咐，立刻和母亲一起翻箱倒柜地把心爱的、如今给她带来惊恐的小手枪找出来，交给了警卫局的一个男同志。那人拿起手枪看了又看，使劲地拉枪栓，就是拉不开，原来枪栓早就锈住了。

　　“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警卫局的那个人说。

　　“你说没法用，人家说是有人要用它谋害毛主席呢！”

　　她交完了手枪，回家向老父亲复命，好让他老人家放心。

　　俗话说“虎落平川被犬欺”，还真是如此。好事轮不到一桩，祸害不断地降临到董老家。

　　“文革”前几年，董老喜爱乒乓球活动，大家为他在居住的宅旁清扫了一间汽车库，安放了一张乒乓球桌子，权当他的“健身房”。工作人员常陪他挥动球拍练几下，老人家借此锻炼身体。所以，他管乒乓球叫“卫生球”。

　　1966年，“文革”动乱那阵子，董老仅有的这一点爱好，即打乒乓球活动，也无端地被迫取消。

　　那间由旧汽车库改造的“健身房”，被红极一时的权势者陈伯达家的一个保姆，擅自叫人用木条把门钉死。从此，老人家只得放弃心爱的乒乓球活动。

　　董必武于1953年迁居中南海，为的是办公与开会都方便，可节约途中往返坐汽车的汽油和时间。1965年，我任董老保健医生时，他家住在中南海怀仁堂东侧一个四合院里。他家后院是王稼祥（时任中联部副部长），我亦兼管王稼祥的保健工作。

　　在经过上面这许多变故以后，董老决定搬出中南海，迁到六部口临近的一个院子里居住，直至老人家仙逝。

　　董老患三叉神经痛已经有些年头了，疾病的部位主要在右侧，曾发作过多次，间隔期长短不一。我的前任保健医生向我交班时提到发病时的情形：病起突然，往往无任何预兆，发病时脸色苍白、右侧面颊、上颌与舌头都有针刺样或触电样的剧烈疼痛，不能说话，吃饭困难，连胡须也不能触摸，甚至手指还未碰到胡须，便感到触电样疼痛，面部肌肉抽动、眼泪与口水直流，痛苦难以忍受。往昔此病发作时，由卫生部保健局立即请天津医学院附属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著名脑外科专家赵以成教授来北京主治，北京市宣武医院脑外科王忠诚教授（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协助，我曾亲历过董老两次三叉神经痛突然发作与两位专家治疗的经过情形。

　　1966年盛夏时节，正值“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敏感的人们已经闻到了令人窒息的火药味。81岁高龄的董老平素性情温和、恬淡而寡言。本来说话不多的董老，如今音容笑貌少见，常常独自呆在办公室里静静地阅读，困惑？思索？恐怕兼而有之。

　　时隔不久，首都以至全国各高校首先组织“红卫兵”起来造反，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霎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他们很快冲向了社会，大搞打砸抢抓斗，其来势凶猛异常。清华、北大的许多著名教授被头戴高帽，身穿长袍。面孔画花脸，胸前挂大木牌，牌上书写“×××”大名再用红笔打叉叉，糟蹋污辱其人格，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我国负有盛名的人民文学家老舍先生，就是在这期间因不堪屈辱而投身太平湖以死抗命。

　　“红卫兵”受命的这些过火行动令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深感不安、忧虑与不解。这几位中央领导人商定并征得常委们同意，向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力图安抚党心、民心与安定社会秩序，使机关工作不受干扰，工业生产得以维持、百姓生活不受影响。本以为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错了！于是，这三位高级领导人不得不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公众大会上，公开向广大群众承认自己对这一场骤然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识不足，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所以犯了方向路线性质的错误！那么，谅必董必武他老人家亦是如此心情？他连最喜爱的“功课”——书法亦少动笔。此时，从他的脸上再不见昔日随他去湖北视察工作期间经常看到的那种可以叫人感觉到轻松和愉悦的神情。

　　正在这时，董老的三叉神经痛又突然发作了。这是同他当时的心情有关？还是医学上所谓的“身心疾病”？

　　三叉神经痛发作已使董老疼得无法说话，不能触摸胡须……其痛苦情形近似上面所述。虽不是整个右侧三叉神经痛，仅仅是三叉神经下颔支发病，不算太严重，但不能说话，不能喝水，也吃不了东西。

　　“我立刻用电话同卫生部保健局联系，要求马上请天津赵以成教授来京为董老治病，但我很快被告知：联系不到赵教授，很可能他被“红卫兵”揪斗？

　　那天下午，董老的工作既忙又重要。他要出席一个重要的会议，另外外交部已安排好两个国家新任驻华使节，到人民大会堂向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递交国书，董老都不好推辞。

　　在情急之下，我已顾不得我们的老部长、保健工作祖师爷对保健医生的谆谆教诲：一个保健医生不要轻易地自作主张，独自给中央领导人做重要的诊疗措施，保健医生的职责就是“多请示、多汇报、勤观察、少用药”。他的教导是非常有道理的，在我日后的保健工作生涯中获益匪浅。但当时，董老三叉神经痛发作的痛苦情形容不得我考虑那么多，那是“非常时刻”，并非我自不量力。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我不能，且时间亦不允许等待，我别无选择的余地。再说，这一次三叉神经痛发作只是三叉神经的下颌支，治疗方法是最简单的一种，只需用麻药做局部封闭疗法即可奏效，我心里有数，认为是有把握的。若是整个右侧三叉神经痛发作，需作头颅上的卵圆孔穿刺封闭治疗，我是万万不敢造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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