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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


  九月六日,朱德看了《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草案)》后,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提出四条意见:第一,应该迅速恢复供销社渠道,这是促进生产和繁荣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第二,应该在统一领导下,把市场搞活一些,以促进生产和流通。改变过去那种不统则乱,一统就死的状况。第三,要号召共产党员学会做生意,抽调一批好的党员干部充实和加强商业系统。第四,要注意调整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长远来看,应该按照价值规律,逐步缩小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在价格上的不合理的差距,使价格走向合理化。在当前,应注意调整价格中可能产生的更加扩大的差距。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应逐步解决粮价倒挂、粮棉差价和工业亏损等问题,建立各种价格合理的比例关系。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据。会议把在农业上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会议仍决定继续进行经济上的调整。毛泽东也说,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九月二十五日,朱德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言说,由于我们在工业上贯彻了“八字方针”,在农业上贯彻了“十二条”和“六十条”,国内形势已大力好转。再加上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的补充,市场也活跃起来了,农民是很高兴的。“农民今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朱德继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进行不懈的努力。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三年二月的将近两个月里,先后视察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十二个盛市、自治区,看了不少工厂、农尝矿区和人民公社,听取各级党政负责人汇报,对经济工作讲了许多重要意见。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朱德在听取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你们要多搞出口产品。”“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对上海市商业局、外贸局负责人说:国营商业与基层供销社是买卖关系,不能平调。要使基层社有利可图。不办好基层供销社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而且居住分散,只靠国营商业统不了。要通过基层供销社与广大消费者发生关系。一九六三年一月,朱德第二次到海南岛视察,考察了琼崖县的集市贸易,向当地负责人说:对集市贸易应该加强领导,不可硬反。人民群众需要的东西反不得。

  陪同他视察的海南军分区副政委陈青山回忆说:“车过嘉积市(琼海县城),他叫停车。我请他到县委休息一下,但他不休息,叫下车。一下车,他就转入集市中去看了,我只好跟着。他逐一问价格,菜多少钱一斤?鱼、肉多少钱一斤?原来他是就地调查研究。他向群众打听,我在旁边为他翻译。快离开集市的时候,他被群众认出来了,都说:朱总司令来啦!围上好些人。我有点着急,请他快走出集市。他说:‘不要紧,别这么紧张嘛!’后来慢慢走出集市,上车继续前行。海南很穷,嘉积是当时比较富的地方了,朱总看了很高兴。”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又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李明强调:海南岛一定要以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为主,因为全国只有这一个地方最适宜热带经济作物的生长。在河南时,他对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说:煤炭的价格问题要解决,不能长期亏本,长期亏本就不能发展生产。一月三十日,朱德在广西对桂林市的负责人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一定要摆好,只顾那一头都不行。只顾国家、集体,不顾个人,就不可能育国家、集体的发展。他说:“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那能建成社会主义?”

  朱德回北京后,在三月二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写报告,对今后如何办好供销社和开发海南岛的问题,再次提出建议:目前应加强基层供销社的工作,通过社员代表会议、代表大会等活动,恢复以往那种民主管理、群众办社的优良传统,使供错社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供销社。海南岛是我们祖国的一块宝地,应抓紧开发,并优先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从战略和长远规划上来看,海南岛必须做到粮食自给,但从目前开发阶段来看,国家必须在粮食、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予以支援。要动员生产队以及社员个人广泛地种植热带经济作物。朱德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在三月十六日前往陕西、四川两省视察。他在听取陕西省委负责人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月二十一日,朱德到了四川省剑阁县的剑门镇,顺着赶场的人流漫步街头,对集市贸易进行现场调查。三十日,他在成都听取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杨超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朱德插话说:粮、油指标不要定得太高,太高了容易落空。粮食每年增长一般是百分之四、五左右,而不是百分之十几。你们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计划。要发展多种经营,畜牧业要大发展,以便解决人民群众的吃肉问题。四月十三日,“朱德在重庆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谈话时指出:对私商单纯取缔不行,在边远山区还需要私人贩运。公家办不了,办了也要赔钱,如向山区挑盐就是这样。朱德回到成都后,又对四川省委负责人说:四川原来是很富的地方,为什么这几年穷了?不能只怨大旱。除天灾之外,在政策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自“大跃进”以来,这也不准搞,那也不准动,限制太死。收购价格也不合理。搞生产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因地制宜,山区不适宜种粮食就种经济作物。又说:你们可以多生产些出口物资,也可以开放游览区,以增加外汇收入。回京后,朱德在五月十三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反映视察陕西、四川两省的情况说: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应该“水”字当头。从长远看,这是保收和增产的根本办法。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如竹、木、藤、棕、丝、茶、桐油、山货药材等,应大力恢复和发展。“现在农村的经济作物和多种副业生产虽然在恢复,但还远未达到过去水平。因此,应当十分注意发展集体和社员家庭的副业生产。否则,不仅浪费了劳动力,而且对于集体经济的巩固也是不利的。”

  五月十八日,朱德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常称为前十条)。他在会上发言说:农民对我们党是很信任的。但是,由于过去法律不健全,往往靠行政命令办事,有时第二个命令把第一个命令否了,第三个命令又把第二个命令否了,因此,农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不行。又说:“在农村搞政治运动,必须达到增产的目的。”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后十条)。九月十八日,朱德在华东组会上发言。他在谈到“统一集中”问题时说:“我赞成‘统一集中,合理布局’的意见。但是,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如果什么都统起来也会出问题,国家背不动。因此,必须区别情况,该统一的一定要统一起来,不该统一的不要硬去统一。有些东西可以分散依靠群众自己解决的,不要都由国家包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会议期间,朱德了解到煤炭生产因价格偏低而影响生产的情况后,在十月十五日写信给周恩来说:“现在大部分煤炭企业的生产仍然亏本,这个问题是应当加以考虑的。”

  “作为工业燃料和原料来讲,煤炭工业是基础,应当有合理的价格”,“应当保持盈利,不应当亏本。同各国比较,我们的煤炭价格偏低了。”信中提出:“在发展生产中,怎样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应当指定一些人,切实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总结一下这方面的教训,并且在三年调整中,逐步制定出更符合实际、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价格政策来。”一九六三年五月至九月间,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五省部分地区连降暴雨,洪水成灾。当时我国刚刚经历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有限。

  十月十六日,七十七岁高龄的朱德赶往灾区,了解灾情,指导抗洪救灾。

  他首先到了河北保定,这里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连下七天的暴雨,把杨各庄一棵五百多年的槐树都冲倒了。朱德听完中共保定地委和保定市委负责人的汇报后说:今后应注意多种点耐涝的高杆作物。沙土地不适合种粮食可以种花生。水边可以多种苇子,它是很好的原料。当天,他又到石家庄、邢台、邯郸了解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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