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15)_虚阁网

一五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欧洲，给予朱德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之一，但到处也是一幅残破不堪的景象，衣不蔽体的乞丐很多，战争的恐怖和颓丧的情绪依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这都是他在国内时没有完全想到的。

　　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住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中。他们听说中国留法学生中已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旅法组织，主要组织者叫周恩来。当他们打听到周恩来已到德国去的消息后，便乘上驶往德国的火车。

　　十月二十二日，朱德和孙炳文到达柏林。他们立刻按照打听来的地址找到了周恩来的住所。抗日战争初期采访朱德的史沫特莱曾听朱德向她详细地描述过那天会面的情景。

　　对朱德说来，这确实是他一生中特别难忘的日子。史沫特莱记述道：“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指朱德和孙炳文）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很引人注意，称得上清秀。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而聪颖，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

　　“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十一月，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需要，他作为秘密党员，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初到德国，朱德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通，既不能直接同德国人会话，又无法阅读德文的书籍，而当地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的。因此，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朱德把主要精力放在顽强地学习德文上。这对已经三十六岁的他说来，是需要有很不寻常的决心和毅力的。

　　尽管如此，朱德并不把自己整天关在屋子里。他买了一张柏林地图，每天带着它出去走。沿路遇到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都要去看看。他访问议会，游览公园，参观教堂，走访普通人的家庭。他还去看歌剧，听音乐会。那时的柏林，他几乎都走遍了。朱德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

　　“那时旅行还多带有军事的眼光，一过那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阅读德文书籍，比掌握一般会话更困难一些。但他借助字典，慢慢也能读了。他所买的德文书已经存有几箱子。在柏林，他所来往的主要是一些青年学生，上层人士除邓演达外很少接触。他确实在过一种新的生活。

　　一九二三年五月四日，朱德移居到德国中部的哥廷根，哥廷根这个城市很小，当时人口只有四万人。那里有四十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十多个。朱德住在文德路八十八号。这幢楼房的主人是一个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朱德选择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可以请男爵向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他很重视自学，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来读，其中包括一套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共一二十本，潜心研究国外的军事历史。

　　参加每星期三举行的党小组会，是朱德在哥廷根的一项重要活动。党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有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

　　那时，战败后的德国社会正处在严重动荡中，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很容易得到。他们学习、讨论的内容是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梅林的《唯物史观》、以及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作为必读书。同时，还就《向导》、《国际通讯》等刊物上登载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进行学习。他们讨论的问题，有的是理论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具体是怎样的？有时在一起分析国际形势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是同国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他的政治眼界更加开阔了。一个曾和朱德在一起听课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有次我去他家，还看见过他在读《共产党宣言》。他常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虽没有说自己是党员，但我们都知道他是。这是听从柏林来的同学讲的，那时共产党是公开的。”一九二四年三月；朱德进入盖奥尔格一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大学里的课程并没有引起朱德多大兴趣，虽然他每天都去听讲，但是，他觉得更能得益的是党小组的活动。当时，党组织从事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学生会内。朱德担任过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学生会最初没有固定的会址，也没有固定的开会日期。要开会，就临时通知，常常是在一家啤酒店的大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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