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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6.远涉重洋追求真理

  一九二二年六月初旬的一天,朱德乘坐的江轮离开重庆朝天门码头,缓缓地向下游驶去。

  当朱德从南溪来到重庆时,他这个没有一兵一卒的“败军之将”受到了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的热情款待。

  杨森是四川广安县(和仪陇同属顺庆府)人,早年也是从顺庆府中学堂毕业的。一九一三年加入滇军,同朱德共事。护国讨袁时又同赴四川作战,后担任入川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一九二〇年才脱离滇军转入川军。他同朱德素有交情,对朱德的作战指挥能力深为佩服。这时,杨森正在准备同川军熊克武部作战,所以,极力挽留朱德,井以师长一职相许,希望朱德能助他“一臂之力”。朱德表示自己已决心出国学习军事,婉言谢绝杨的请求。杨森再三相劝也无济干事,只好表示希望朱德学成后再回来,一定虚席以待。

  船到上海,朱德在一位旧友的帮助下住进法国租界内的圣公医院把烟戒了。七月初,朱德乘上火车赶到北京,在宣武门外一所宅院里见到阔别两年的孙炳文。

  朱德这次出来,目的就是为了寻找革命的出路。从四川来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了。他在上海参观了许多家小工厂,看到了工人们的悲惨生活,也看到了饿死街头的贫民。他说,有一件事我敢确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在北京,由孙炳文陪同,他游览了这座明清两代帝王的古都,也看到了这个古都到处充满着腐败。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年了。孙炳文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相识,他告诉朱德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的消息。朱德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定只有这个党才能给苦难深重的中国指明出路,决心要找到这个党,并成为它的一名成员。

  不久,朱德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同和张家口旅行后,经过北京返回上海,去找正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

  第二次来到上海,朱德和孙炳文、金汉鼎先见了孙中山。孙中山比他要大二十岁,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景仰的革命先行者。这年六月间,孙中山所依靠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八月初,孙中山被迫从广东来到上海。朱德虽然同情孙中山此时的处境,但是,十多年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希望借助一部分军阀的力量去打击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孙中山提出,要朱德和金汉鼎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滇军到广东攻打陈炯明,并答应先付给军饷十万元。金汉鼎接受了这个要求。朱德却表示已决心出国学习,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孙中山又向他建议,如果要出国学习,不如到美国去。朱德诚恳地回答他:“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当然欧洲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

  孙中山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几天后,朱德又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像朱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这一次会面中,陈独秀的冷淡态度给朱德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他在十多年后谈到这次会面的情况时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陈独秀没有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使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到国外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

  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离开吴淞口,驶入烟波浩森的大洋。和朱德同船前往欧洲的除孙炳文之外,还有房师亮、章伯钩、李景泌等十多人。这时,朱德已经三十六岁,在同行人中他和孙炳文的年龄是最大的。

  邮轮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科伦坡,沿着亚洲大陆的西海岸,横穿印度洋,经过非洲的东海岸,进入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他同船出国的李景泌回忆说:“这只船每到一个城市,停留的时间不等,有的停半天,有的停一天,有的停二天,甚至还比二天多的。我和朱德每到一个城市都要下船去耍一次,稀奇事确实见到不少,总算是大开眼界。”沿途的见闻使朱德感到惊奇,国外并不是如他在国内时想象的那么好。在南洋,许多从国内到这里谋求生计的人们过的依然是穷困不堪的日子。马路两旁,富人的花园、洋房同贫民的破屋陋棚形成鲜明的对照。殖民地民众充当“亡国奴”后的悲惨遭遇,给了他强烈的刺激。特别是看到非洲国家的黑人的生活状况后,使朱德痛感“世界上的悲惨的事情不单单是在中国。”经过四十多天的航行,邮轮终于在法国南部的港口马赛停岸。当天,朱德和他的同伴换乘火车来到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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