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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


  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向南集中,准备渡黄河南进,上党地区空虚。我刚刚上任,就接到报告,说高树勋部拟利用我腹地空虚的机会,发动叛乱,带部队过黄河,投靠蒋介石。该部起义后,我军曾派了一些政工干部去工作,普遍开展下层的翻身运动,撤换反动军官,发展党的力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高树勋在一些上层反动军官及特务的包围下,对我离心离德,并与国民党军统洛阳站取得联系,秘密召开反动军官会议,加紧进行叛变的准备。经请示中央和刘、邓,我们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防患于未然。六月中旬,我派往高部的政工人员带领士兵首先扣押第一师的反动军官,接着包围高树勋总部及住宅,经战斗,高被解除武装。连同该部一军、二军的高级反动军官,一并送来军区司令部,听候处理。高树勋起义有功,与坚持叛变的反动分子不同,故中央采取宽大政策,只让我们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仍留军区工作。这一事件的顺利平息,证明我们采取的方针和措施是正确的。

  为南进主力筹集兵员、粮食、武器弹药的任务,十分繁重。太行、太岳山区本来就穷,八年抗战消耗又大,群众生活艰苦至极。解放战争开始后,战役规模很大,供应线绵长,所需粮食、担架、大车、骡马、兵员大多靠老区负担,因而困难越来越大。是年,夏收遭灾,黄河复堤工程亦需大批经费、粮食、民工。但是,为了保证战略反攻的需要,我们还是要动员群众节衣缩食,参军参战,竭尽全力支援刘邓、陈谢大军。八月间,动员两万常备民快随陈谢兵团行动。十一月间,一次即动员七万三千新兵补充到刘邓、陈粟、陈谢、彭张等野战部队。太行、冀鲁豫、冀南先后出动的民兵、民工,不下三四十万人。

  刘邓大军、陈谢兵团相继南进后,晋冀鲁豫军区留下的正规部队少得可怜,只能从地方武装升级,以解兵力不足的燃眉之急。从八月到十二月,我们以太岳军区的基干部队和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第八纵队,辖二十三、二十四两旅六个团,作为军区的主力;以太行军区的分区团队、县独立营、游击队,组成太行独一、独二两旅,共六个团;以冀鲁豫八分区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冀鲁豫独二旅(独一旅组成后即归属刘邓大军);以太岳军区第十八、十九、二十分区的地方武装,组成四个团;以冀南地方武装组成两个独立旅。总兵力约五万余人。各旅、团虽按“三三制”组建,但兵员、干部很不充实,装备尤差。

  为贯彻党的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实行土地法大纲,整顿党的组织,十月三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冶陶召开全区土地会议。会议开了八十五天,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才告结束。出席会议的有我和薄一波、滕代远、宋任穷、廖承志、杨秀峰、王从吾等同志及县团以上干部,近两千人。薄一波出席了刘少奇主持的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由他传达会议精神,主持讨论和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我致闭幕词。会议期间,大家总结了一年来晋冀鲁豫地区的土改经验,研究如何贯彻“大纲”,解决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对会后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但是,会议受全国土改会议精神的影响,着重反右,忽视了防“左”。因而在土地改革中,出现了贫雇农坐江山,对地主扫地出门、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等现象,后来作了纠正。

  结合土改,进行整党,即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三查三整”运动。重点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纯洁党的队伍。为了迎接胜利反攻的战斗任务,保证地方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整党运动要求很严格。例如,部队党员不准干涉地方的土改;每个党员要检查对土改的认识及阶级立场、思想意识;出身成份和历史要交代清楚;混进来的地富分子、坏分子一律清除;等等。通过三查三整,党员觉悟大提高,斗志旺盛,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有明显加强。这对推动部队的建设,无疑有重要作用。

  山西境内的敌人,盘踞在铁路沿线的大同、太原、榆次、临汾、运城及晋中地区的一些县城,已处在解放区的四面包围中。位于晋南的运城,是南扼陇海铁路、潼关要冲及黄河渡口的战略要点。拿下该城,我军便封住了晋南的门户,既能解除陈赓兵团从豫西出击陕东的后顾之忧,又能切断山西敌人南逃的去路,对牵制胡宗南部于渭北地区,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亦有积极作用。我们决定首先攻坚运城,并伺机打援。中央表示同意。

  运城守敌为蒋军第三十六师和十七师各一个团,汽车第六团,阎军保安第五团、第十一团及杂牌军一部,共一万余人。城墙坚固,堡垒密布,火力甚强,粮食储备又多,比较难啃。五月间,太岳部队曾攻过一次运城,占领了飞机场和西关、北关,但因城坚难摧,部队又要执行南进任务,遂主动撤离。我们这是第二次攻打运城。

  九月下旬,我们制定了攻城部署。决心以王新亭第八纵队和吕梁独三旅、太岳三团等部,担任主攻任务;以一部兵力继续牵制临汾之敌,防其南下;以另一部兵力扼控三门峡、茅津渡、风陵渡等黄河渡口一线,阻击胡宗南部增援。因部队缺乏城市攻坚经验,我们要求战前深入动员,周到准备,反复进行坑道作业、爆破、组织火力、诱敌出击、登城破堡等演练,力争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十月八日,攻击开始。经一周激战,我军扫清敌外围据点。运城守敌被我团团围困,告急求援。胡宗南派其钟松师四个旅,从三门峡地区北渡黄河,增援运城。我们遂令攻城主力部队撤围,开至平陆一带打援。敌人装备好,突击力强,我军火力差,缺乏打硬仗的锻炼,顽强性不够,被胡敌一部突破防御阵地,窜往运城。我们只好暂时取消攻城计划,另寻战机。

  这一仗打得不理想,部队士气颇受影响。新部队打仗,最怕头一炮不响。一仗下来,没取得多少战果,指战员们灰溜溜的,觉得脸上无光,抬不起头来。气可鼓而不可泄。我们立即进行战斗总结,肯定攻城战斗牵制了胡敌南进,对外线作战起到有力的配合作用;同时,指出打援失利的原因所在,由领导上承担主要责任。号召大家加紧训练,积极进行第三次攻打运城的准备。这样,部队情绪才稳定下来,全力投入攻城训练中。

  第三次攻打运城的部署,制定于十二月初。时王震率西北二纵队路过晋南,休整待命。这是一支生力军。我们和王震商量,拟请该纵队参战,他答应得很痛快。报告中央后,毛主席复示:“(一)同意你们打运城。(二)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仍无把握。”那时,胡宗南在黄河南岸的潼关、陕州、洛阳一带有四个旅另一个骑兵团,是渡河增援运城的主要力量;黄河西岸黄龙山区有一个步兵师另一个旅,因受陕甘宁我军的牵制,渡河援运的可能性小些。所以毛主席提醒我们,特别注意黄河以南的胡敌北渡。

  我和薄一波、滕代远因出席土地改革会议,决定组成运城前线指挥部,由王新亭任司令员,王震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晋冀鲁豫和西北二纵两支部队,协同作战。攻城任务以八纵和二纵主力担任,其余部队置于黄河北岸和东岸的要点,准备打击来援之敌。战前,王新亭和王震同志反复研究敌情、地形,提出首先扫清外围据点、以城西与城北为主攻方向的作战方案,我们同意。

  十二月十六日夜,攻击开始。天正下雪,寒气逼人。部队冒雪破堡,横扫敌外围据点。城内城外的守敌胡宗南、阎锡山部及土顽一部,共一万三千余人。他们重新修复了上次被我摧毁的明堡暗碉,凭借优势火力,构成东西南北四大护城阵地,顽强抵抗。我军缺乏火炮,靠炸药包破堡前进。经一周外围争夺战,敌四大防御阵地均被我摧毁,残敌逃入城中固守。这时,胡宗南部四个旅,集结在黄河南岸陕州至潼关一线,企图渡河增援。我军如不迅速攻克运城,全歼守敌,势必功亏一篑。二十四日,我们令部队乘胜发起猛攻,激战两天两夜,尚未攻克。这是叫劲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动摇决心的关头。我打电报给王新亭,下死命令,坚持最后五分钟,一定要把运城拿下来。二十七日黄昏,我八纵二十三旅组织爆破队,用三千公斤的炸药爆破城墙成功,一举从城北突破,攻入城内;敌慌乱不堪,城西亦被王震纵队突破。巷战一夜,将万余守敌基本歼灭,取得了攻坚运城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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