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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


  全解放区人口约两亿,军队一百二十余万,地方武装和民兵二百余万,划分为晋冀鲁豫、晋察冀、中原、华东、东北、晋绥六大战区,加强了各战区的党政军领导和独立作战能力,形成正规军、地方兵团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系。各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调动了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掀起参军、支前、生产的热潮,为支持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源泉。各战区的部队,普遍开展练兵运动,军政素质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我党不断揭露蒋介石反对和平、制造内战的阴谋,不仅内部有了充分思想准备,而且有力地争取了国际国内进步人土的支持和同情。这些条件的存在,加上战略指导方针的正确,使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头四个月里,即歼敌三十五个旅,近三十万人,顿挫“国军”进攻凶焰,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军”的计划。由此可见,有备和无备大不一样。兵书上所谓“忘战必危”、“有备无患”,的确是真理。

  蒋介石机动兵力有限,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重点进攻。目标首先是延安,企图打击我中央首脑机关,进而腾出胡宗南的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兵力,投入华北战场。我陕北部队仅两万余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险恶。十一月十八日,中央作出放弃延安的决定,并决定将后方机关及非战斗人员,先行疏散,分批向晋绥解放区转移。

  疏散前夕,毛主席在枣园召集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见见面,讲了话。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强调解放战争非打不可,打就打到底。他说:这个战争可能打三年、五年、十年。三种打算,即短期、中期、长期。要准备长,争取短,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会后,我与徐特立一家、王明一家、郑位三一家、刘少奇爱人王前,以及黄杰同志,共二十多人,乘卡车先去绥德。这是一批老弱妇孺病。徐老年逾花甲,王明,郑位三和我有病在身,剩下的就是警卫员和妇女、娃娃。组织上指定我当小队长,负责途中的指挥和安全工作。夜间行车,凌晨抵绥德河东的一个村子,我担心敌机轰炸,叫大家赶快下车,搬行李,进窑洞。王明说:慢一点嘛,别急!我说:不行,要快,听指挥!果不然,我们刚进屋,敌机就来了。司机满机警的,开车就跑,转移目标。敌机俯冲扫射,子弹打穿了油箱。但大家未受损失,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在绥德住了二十多天,心里急得很。王前不愿住在这里,正巧彭德怀去榆林视察回来,路过绥德,她爬上彭总的车返延安去了。我和爱人黄杰商量,说:“战局这样紧张,老呆在后方转来转去,实在不安,我们还是一起到太行前线去吧!你虽然怀孕在身,但路上有人照顾,我看不会出问题。”她完全理解我的心情,支持去前方。我就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去晋东南。我和黄杰同志是一九四六年五月结婚的。她是湖北江陵人,在武汉军校女生队学习过,一九二八年入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领导和参加了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央领导机关工作。周恩来、陈云,邓颖超、刘伯承、聂荣臻等同志都了解她。

  中央复电同意我的要求,要我先到太行山休息,恢复健康后在晋冀鲁豫军区工作。我和黄杰同志十分高兴,马上收拾行装,告别徐老,王明等人,带上警卫人员、伙夫、女儿鲁溪和两匹马,向山西进发。数九寒天,北风似刀,气温达零下二十度左右。只有日当中天前后,显得暖和些。一路行进,越过数不尽的沟沟峁峁,才到达黄河边的军渡渡口。那里的部队派人护送我们乘船渡河,冒着小雪到达晋绥根据地的柳林,正是一九四七年元旦前夕。贺龙同志得知我来,专程从兴县赶来看望、拜年,热闹了一番。

  个把月后继续进发,经离石翻越吕梁山脉,抵汾阳。陈赓同志派查玉升带一个连来接我们,还给我预备了副担架。从祁县以南、崞县以北过汾河,冬日水浅,查玉升他们临时找了些门板、木料搭成浮桥,夜幕中通过。忽然,背后远处响了一阵枪,查玉升很紧张,怕敌人发现我们,立即派人侦察。结果是敌人没弄清情况,乱放了一阵枪,我们才放了心。进入太岳山脉,翻绵山,就是介子推烧死的地方。山势陡险,盘山小路仅容单人单骑通行。快到山顶时,过—个拐弯,驮行李的牲口拐不过来,把我的书箱子翻到山沟里去了。据老乡说,那带叫“后悔沟’,意思是人走到那里,稍一不慎就会跌下山沟,后悔莫及。下山更费劲,风刮得很大,“后悔沟”也多,只能小心谨慎,慢慢走。在一个山窝子里,住着几家人,我们休息了一下。抵山脚下马村,陈赓同志带了些人来接我们,见面后格外高兴。他还是老样子,说话幽默,爱开玩笑,永远是个乐天派。在安泽,陈赓向我介绍了太岳军区的情况和山西的战局,还给我调来几个警卫员。

  二月中旬,我们到达长治市。长治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字形的街道,商业发达,市面繁荣。适逢春节,人来人往,鞭炮不停,显得格外热闹。我们住在一所日本式的宽敞住宅里,据说原来是日本侵略军师团长的房子。头天住下,第二天黄杰同志分娩,找人接生,忙活了一阵子。当地驻军系起义不久的高树勋部,尚未彻底改编,成份比较复杂,有些人对起义不满,与特务勾结,暗地里搞名堂。高树勋来看过我,请我吃了顿饭,我对他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说了些鼓励的话。本来,我们不想在长治久停,但因黄杰产后身体虚弱,加上我一路过度疲劳,需要休息,便拖了下来。半个月后,敌机来轰炸,在我住地附近扔了三颗炸弹,险些炸着我们。估计是高树勋部的特务捣鬼,给敌人送了情报。为安全计,我们搬到离城四十多里的村子里居住,直至四月间。这时,胡宗南已占领延安,但我军在各个战场上,却连战皆捷,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正准备转入全面反攻。

  六月上旬,我到太行山区,住河北省武安冶陶,见到薄一波、滕代远等同志。十三日,中央军委任命我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上任后,我与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委薄一波合作,担负起内线作战、消灭阎军、解放山西的任务。那时,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正根据中央“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指示,拟率主力部队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他们住在邯郸地区,进行军事、政治、后勤等各项准备工作,十分繁忙。我没有见到他们,但经常有电报联系。我的精力,放在留下来的这摊子工作上。

  §解放运城

  我到晋冀鲁豫军区就职,正是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我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反攻的开端。

  第一年作战,我军取得了辉煌战绩,先后歼敌正规部队七十八万人,杂牌军及保安部队三十四万人。在我严重打击下,敌士气沮丧,厌战情绪严重,开小差者即达二十万人。敌人的战略进攻,除山东外,均已被迫停止,转入防御。敌我斗争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党中央和毛主席规定我军第二年的作战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以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毛主席还强调指出: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在新老解放区坚决实行土地改革,是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晋冀鲁豫军区当时面临的任务有三项:一是配合与支援主力部队(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外线出击,挺进中原和豫西;二是独立完成内线作战的任务,围困和消灭山西境内阎锡山的十五个正规旅;三是实行土地改革,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支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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