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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十一月中旬,日军对冀南的第一次“扫荡”开始。其独立第三混成旅、一一四旅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约三千七百余人,兵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带南宫合围。我军陆续放弃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临清、南宫等县城,主力化整为零,活跃在广大乡村间游击敌人。杨秀峰率行署机关转移到广宗县,我率指挥机关活动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历时十六天,我军民配合作战二十八次,歼敌六百余人,迫使敌人的“扫荡”中止,南宫、隆平、故城、临清等县城均被我收复。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罪行累累,令人发指!在此期间,鲁西北的聊城失陷,范筑先先生誓与聊城共存亡,壮烈殉国。

  这次反“扫荡”,虽然迫使日军撤出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聊城等均落入敌手,形成由东、南、西三面包围我中心区的态势。那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重点保守已占领的土地,向华北大举增兵,采取“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方针,妄图摧毁我敌后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底,敌人在华北的兵力,由十三个半师团增至二十二个师团,其中用于包围我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兵力即达十一个师团,约二十余万人。毛泽东同志指出:“大抵在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然首当其冲。”(《毛泽东选集》第四一一页)我冀南根据地,成了敌人进攻的首要目标。

  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军对冀南的大“扫荡”开始了。敌人出动五个师团的主力共三万余人,分十一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冀南中心区合围,企图消灭我军于冀县、南宫、威县地带。形势是严重的。当时,刘伯承、邓小平均在南宫。我们商定,“先溃后收拾”,即让出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消耗敌力的时间,再转入反攻,收拾局面。具体部署是:将现有力量分成五个战斗集团,分区游击,独立作战,互为策应,在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下,经常以小部队与敌接触,但不放松有利时机消灭敌人。

  从一月到三月,我冀南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开始,我以一部兵力阻击和伏击进犯之敌,而以另一部兵力袭击宁晋、广平、肥乡、高唐等县城,多次取得战斗胜利,打击了敌人进攻的凶焰。从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途中遭我伏击,伤亡百余人,三天只前进了二十公里。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屡遭阻击、伏击,半个月内未能接近县城。曲周日军步骑百余进占安寨,被我全歼。宁晋日军进占大杨庄,遭我夜袭,二百余人被歼。此后,敌主力占领南宫、冀县、枣强等中心区域,我军即转至敌侧后,重点袭击敌人的运输线及守备部队。正太、津浦、平汉铁路屡遭我袭击,火车被炸毁,交通被中断。从德州往临清行驶的日军汽船,亦被击沉一艘,三十多名敌人毙命。

  二月十日,陈赓、王新亭部在威县香城固一带设伏,诱敌出笼。敌人钻进了“口袋”,激战八小时,我歼敌二百多人,缴炮四门、汽车九辆。次日,敌出动两千余人及汽车七十余辆,进行反扑,陈赓已率部安全转移。再后,敌又以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为重点,反复“扫荡”。我主力转入豫北,经南乐、清丰、濮阳,直至滑县、淇县一带;留下一部兵力组成许多游击小组,在根据地中心区域与敌周旋。三月间,太行山区吃紧,刘、邓遂率主力一部返回太行,我带一部兵力重新回到南宫、威县、清河地区,继续坚持斗争。至五月间,完全打破了敌人的“扫荡”,前后战斗达四百余次,共歼日伪军五千余人。

  这次反“扫荡”异常艰苦,依靠冀南军民的共同努力,在广大平原地区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意义非同寻常。

  冀南的平原游击战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它不是在偏远地区,而是在临近敌人重要交通命脉的平原地区,坚持下来的。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围迅速,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可直捣我腹心地带。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的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可是,五个月的反“扫荡”经验证明,我们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逼得日寇走投无路,不得不返回老巢去。这是因为,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它是在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人山”的基础上,坚持下来的。冀南平原人烟稠密,村镇如网,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八百万人口,却是难得的进行游击战争的依靠力量。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所以,我们一到冀南,就提出建立“人山”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由于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由于我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及八路军的模范作用,加上日本侵略者实行极端野蛮的政策,激起人民无比的仇恨,因而短时间内,冀南的群众便迅速发动起来,形成了真正的“人山”。

  各县、区、村均建立起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十八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几乎普遍参加了自卫队或游击小组。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迅猛扩展。仅南宫县的农民协会、妇女救国会、工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团体,即拥有数十万会员。在反“扫荡”中,群众创造了挖地沟对付日寇的办法。在广大平原上挖了总长达万里的道沟,既限制了日寇的机动能力,又利于我军民隐蔽、转移和伏击敌人,充分证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力量。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再次,它又是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中,坚持下来的。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不能机械搬运山地游击战的那一套。我们当时以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指南,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反“扫荡”的一些战术原则:(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利于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六)无固定后方作战。(七)开展麻雀战。(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这些原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粉碎敌人“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奉中央指示去山东工作。从此,便离开冀南,离开了一二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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