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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


  鹿钟麟到来时,党中央从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出发,对我们作了如下指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谈判时我们的要求不妨稍高,如须让步时,待鹿提出方案后再说。”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在南宫召开了冀鲁两省各方人士和群众参加的盛大欢迎会,并与鹿进行了初步的谈判。参加谈判的有我和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中心内容是双方应合作抗战;请鹿承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唯一政权机构;已经当选的行署、专署领导人及各县县长,可由鹿以“省府主席”的名义,正式委任等。鹿钟麟是杂牌军出身,新来乍到,对我们的态度还算友好。他表示,自己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抗战要多靠八路军,大家同舟共济,遇事互相商量等。但他有蒋介石的“使命”在身,周围又有一批国民党“眼线”,身不由己,除了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以外,实质性的问题一个也没解决。那时,我们还想争取他,一次谈不成不勉强,以后还可以慢慢地谈嘛!

  我党北方局代表朱瑞,也来到冀南,会见了鹿钟麟。双方商定,趁迎接鹿的冀鲁两省头面人物都在,召开一次两省军政联席会议,进一步推动抗日力量的合作与发展。会议是在南宫县城召开的,出席的有三十余人。朱瑞同志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分析了抗日的形势,阐明我党的抗战决心及统一战线政策,高度评价范筑先先生与八路军合作抗战的爱国行为,对“鹿主席”来到敌后抗战,表示热烈欢迎。范筑先及国民党代表韩梅岑、邵鸿基等,相继发言,均表示愿意加强国共团结,合作抗战。会议的气氛,比较融洽。

  但不久,我们就发现,鹿钟麟、韩梅岑等人,当面说的好听,背地里却在搞鬼名堂。他们四处网罗反共武装势力,以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张荫梧为河北民军总指挥,将民军赵云祥部及杂色武装胡和道等部拉了过去,还与山东的反共专家沈鸿烈结成“冀鲁联防”,同八路军对抗。九月下旬,胡和道勾结枣强县的会道门组织,向我驻姚屯的一个连进攻,杀害战士十多名,并包围枣强县城,叫嚣“撤换县长,驱走八路”。经我方强烈抗议,鹿被迫宣布解散胡和道收编的会道门组织,交还我被俘人员。不久,赵云祥又将新河县抗日群众团体战委会解散。十月底,鹿钟麟竟以南宫县长赵鼎新在给他写的工作报告中,书写“鹿主席”时未抬头另行,有失尊敬为理由,提出撤换赵的县长职务。在此同时,他们还单独任命了一批专员、县长、区长,造成我根据地内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并存的混乱局面。

  十一月中旬,日寇对冀南进行第一次“扫荡”,南宫失守。鹿钟麟等人仓皇逃往枣强,我行政主任公署机关转移到广宗活动。粉碎敌人“扫荡”后,日军放弃南宫。鹿抢先返回,竟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为借口,宣布予以撤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当即采取了反击措施:派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南宫“保护”鹿主席,如国民党武装前来挑衅,迫不得已时即坚决回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也回南宫办公,行使职权,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有的问题“先斩后奏”,有的则“斩而不奏”;广泛动员群众,开会庆祝八路军收复南宫的胜利,掀起反对赵云祥解散新河群众抗日团体、反对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请愿运动;我各专区专员、县长、区长一律照常行使职权;各基干游击队和群众团体提高警惕,防备国民党突袭等。鹿钟麟见大势不妙,南宫没有立足之地,被迫返回枣强、冀县一带去了。

  在枣强、冀县,鹿钟麟等人依靠反共武装势力,继续为非作歹,破坏抗战。他们任意解散抗战群众团体,杀害、活埋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横征暴敛,涂炭群众,拒绝与我党代表谈判,激起了公愤,各群众团体纷纷组织请愿团,要求鹿钟麟停止破坏抗战的罪恶活动,追查凶手。“驱鹿”的呼声,遍及冀南城乡。蒋介石为了给鹿钟麟壮胆打气,又任命他为冀察战区总司令。这时,石友三、高树勋部要求开来冀南抗日。该部是西北军的,在张北抗战中有一定贡献,当时算爱国官兵。中央指示我们,应对石、高部采取欢迎的态度,使之“能与我亲密合作以打破鹿勾结石、高排挤八路军之企图,而使鹿陷于孤立,迫使鹿进步”。省委、行政主任公署和部队,在领导群众“驱鹿”的同时,积极进行迎接石、高部的准备工作。

  就在这时,我害了一场大病,高烧十多天,身体虚弱不堪。十二月下旬,石、高部开来南宫。幸好伯承、小平同志均来到冀南,直接负起领导重任,我的担子就减轻了。分工由刘伯承、宋任穷重点做鹿钟麟的工作,邓小平、刘志坚则重点做石友三、高树勋的工作。小平同志去延安刚回来,带来了六中全会的精神,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要在部队和地方党中传达贯彻。与石友三部的联系,刘志坚出面多些。在这期间,石友三保持了中立,对我们有利,后来才向右转。鹿钟麟顽固不化,继续反共,弄得声名狼藉,于一九三九年春逃往冀西。

  冀南的反摩擦斗争,很有意义。中央认为“获得了很大成绩”,“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供‘七大’讨论的材料,因为这个区域是摩擦厉害的地方。”

  §平原游击战

  我河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形成,严重威胁日军后方及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命脉,大大增加了敌人的后顾之忧。冀中、冀南、冀东根据地,是日寇“扫荡”的主要目标。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军在进攻广州、武汉的同时,向冀中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攻。种种迹象表明,“扫荡”冀南,亦是指顾间的事。根据总部和师部的指示精神,十月下旬,我们在南宫县城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专门布置反“扫荡”的准备工作。我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估计敌人在占领武汉后,必然打通平汉线,巩固平汉线两侧,抽兵“扫荡”我敌后根据地。那时,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已发营以上干部学习,起到了统一部队思想,增强胜利信心的作用。我读得很仔细,随身携带,反复阅读,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思想和预见事变进程的能力,由衷敬佩。

  我们的反“扫荡”准备工作,以这两篇著作为指南,结合冀南的敌情、我力及地形、群众条件,着重解决如何坚持平原游击战的问题。在冀南平原作战,有利条件是:群众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对惨无人性的日寇极端仇恨,与八路军形成了鱼水关系;地势辽阔、平坦,乡村稠密,便于我军分散和周旋;敌人兵力有限,供应不足,不可能占领全部县城和村落,一次“扫荡”的时间,亦不会太久;我主力部队长于运动、夜袭、伏击,战术灵活多样,士气旺盛。不利条件则是:平原地区,交通方便,利于敌人运动和增援;城池坚固,被敌占领固守,我不易夺回;根据地刚刚形成,部队和群众缺乏平原游击战的经验;国民党故意制造摩擦,我们既要对付日寇的进攻,又要对付国民党的破坏,处在两面应付的地位;一些隐藏的汉奸,尚未彻底清查出来。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反“扫荡”措施:(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二)向冀中学习,采取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会后,由行政主任公署下达紧急动员令,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紧张的反“扫荡”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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