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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早餐后,老黄带我同他去维持会上班。只见围墙里有个广场,看来这儿原是个学校,这广场便是操场。操场上已站了不少人,都是邻近的居民,后面人还在继续进来。几个贼兵散在四周维持秩序,老黄进去,一个贼兵头头和他叽哩咕嗜说了一阵日本话,他便招呼人们好好站着听日本人训话。日本官站出来说了几句,老黄接着大声宣布:“港九粮食紧缺,皇军要求大家回老家去,免得在这里饿肚子。过两天港澳轮渡开始复航,大家要懂得皇军一番好意,回去和左邻右舍都说说,能走的快点走,千万别耽误啦!

  老黄说完话,又和贼头咕喂了一阵,然后宣布散会,同时向我示意:可以走了。

  这天上午我们夫妇二人换上还算体面的服装,一同过了海,找到西环学上台旧居的朋友们,相见之下,有隔世之感。他们以为我们这久没消息,可能在沙田前线牺牲了,现在活着回来,大出意料。我把在九龙和老黄打交道的事说了一遍,他们说此人曾留学日本,在上海是美术“左联”的人,如今日本人来了,该是他“交鸿运”的机会了。

  我到了这里才明白,日寇对香港的突然袭击,是太平洋大战中的一个小小战役。香港自1939年起已经是一个孤岛,日寇占领香港,对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不过,大批文化人被困在香港,这个打击却不小。日本当局的疏散政策,对我们是逃脱魔爪的大好机会。我对朋友们表示,只要港澳轮渡开航,我第一个上船,到澳门想办法通过沦陷区回大后方去。当时响应者有徐迟一家三口和盛舜一家两口,加上新近闯来香港的罗寄梅,连我们两口,一共八人。澳门我虽去过,但不熟悉,澳门以后如何行动,心里也没底。好在八人中盛舜住过澳门,他母亲现在还住在澳门,一切全靠他安排了。

  港澳之间船行两小时即到。澳门表面上还是葡萄牙殖民地,实际已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统治之下,澳门北面的中山县,早被日寇占领,中山的县治所在地石歧,和澳门之间通公路班车。我们从香港来的八个难民,打着回乡的旗号,领到回乡证,买了票,登上了班车。这班车是辆运货大卡车,车尾装行李,货位装旅客,塞得严严实实。上车前,由日寇特务机关把住关口,检查行李和证件。那个特务头子身穿便衣,挺胸凸肚,腰间跨一口日本军刀,威风凛凛。好不容易通过检查站,驶出澳门,进入中山县境,又是一道关口——敌军的岗哨。一个日本兵爬上车来东张西望,看了几眼,便叫放行,我们总算顺利通过。这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在日寇占领区旅行,成了沦陷区的顺民。近午离开澳门,傍晚到达石歧,在车站被一位旅馆伙计拉去住店。盛舜出面打听去鹤山的路途。鹤山是贴近西江沦陷区的我军控制区,我们心里把它叫做自由区。盛舜打听到明天即可搭内河小轮去江门,在江门买良民证后可以通过日军岗哨走出沦陷区。我在石歧旅店安顿就绪后,拉了盛舜到街上看看。走到一处十字路口,远远看到一个敌军岗哨,行人走近,必须向日本人鞠躬行利才能通过。中山沦陷已有三年,老百姓习惯了这种显示占领者威风的霸道行径,个个人彬彬有利地鞠躬如仪,然后若无其事地扬长而过。我们看了一会,一股不愿做亡国奴的情绪堵塞胸口,扭转身返回旅店。

  第二天一早,在码头上吃了美味的鱼生粥。这儿没有澳门那样的检查站,也没见到一个日本兵,很从容地上了船。在船上,脑子里闪过一道意念:看来当沦陷区的顺民并不很难,可这想法又被昨晚看到的敌军岗哨的威风打退了。这一水程,是珠江三角洲的一道小河,向北直通西江大河,江门是这一水程的重要码头,梁启超在新会县的老家就在这江门镇上。水程途中,见到一艘敌人运粮船,船后艄的舵篷下,几个贼兵围着一个船娘饮酒调笑。因这船驶在我们轮渡前面,我们看又不是,不看又不是,叫人气破肚子,不由问自己:在沦陷区做敌人的顺民行吗?

  到江门住在一家沿河的旅店里,旅店老板为我们每人买到一张良民证,准备第二天一早由一位乡长送我们过敌军岗哨。送人过境是本乡的一个好差使,良民证卖钱,送过境也要收钱。我们八人全是农民或平民打扮,自挑行李,来到西江边上一座山脚下,老远就看见敌军数人在蹦蹦跳跳地作欢迎状。起初觉得纳闷,后来想起,乡长曾嘱咐我们,过关时要受搜查,如有贵重东西要藏得严密些,别让抄走,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敌人看到我们这一群送礼的人来了,哪得不乐。我身上唯一贵重的东西是那只防水防震的手表,早已偷偷戴在隔肢窝下,搜查时,两手放意低低举起,不让敌人摸到,算是逃脱了劫运。贼兵贪婪,什么值钱的都要,我离香港时从地摊上买来的一套西装被抢走了,派克牌钢笔、皮鞋他们也要,女人的首饰当然更要。这一搜括,每人行李都减轻了。到鹤山还有一段路要走,对我们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能平安走出沦陷区,那怕被搜得精光也觉得痛快。搜括完毕,敌军一声令下,放送礼者过关,乡长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们当然向这位好心的同胞由衷感谢。

  快步离开岗哨后,前行几十步,人人松了一口气。停下来交换意见,都说目的地离此十来里,在这两不管地区,一怕遇盗,二怕敌人进攻,万一出事怎么办?有人说,遇盗不怕,把剩下物资全部奉送,两手空空,落得轻松。至于敌人进攻,看来可能性不大,想想刚才敌人岗哨上那种抢劫行为,他们哪还想冒生命危险扩大什么战果!这么一说,大家心情突然开朗起来,步子迈大了,嘴上也唱起来。一小时以后来到了鹤山。

  进了镇,住进了旅店。人们打听到我们从香港来,便问香港情况,我们如实回答。这一带的人从来和港澳有来往,这一传,传到了镇上的政权机关,便派人来查问,叫我们自报身份以及和重庆的关系,怀疑我们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而且居然下命令把我们看管起来,不准自由行动。这个意外的打击,使我们一颗颗爱国心顿时凉了下来。罗寄梅比较冷静,宣称他是中央通讯社的摄影部主任,不信可以向重庆打长途电话询问。那些人一看我们来头不小,果真打电话向上面请示。接通了重庆,证实我们确是刚从香港逃出来的文化人。这么一来,我们从阶下囚一下子变为座上宾,去肇庆的关系也搭上了。

  鹤山到肇庆的公路已破坏,去肇庆必须步行。爱莲新病初愈,大家怕她走不动,可她体质好,表示挺得住,我们便决定步子放慢,行程拉长。好在敌人已被我们甩得老远,肇庆的关系也已搭上,可以松松劲,慢慢行。一路走了两天,早走早投宿,平平安安到达肇庆。

  肇庆是广东省的一个专区,坐落西江南岸,是出端砚的地方,据说端石矿已经开深到西江江底。逃难途中,无此闲情寻问端砚的出处,倒是肇庆专员颇有雅兴,招待我们游了一次位于对岸的七星岩,还请我们吃了顿丰盛的广东宴席。托他的福,我们八人搭上了去梧州的大轮渡,由梧州转桂平,由桂平转柳州,走的全是水路。水路上走的轮船叫拖渡,拖渡上能睡管吃。在柳州搭上火车,直奔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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