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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2-12.香港历险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回到香港。从夏初到秋末,在大后方的一段时间,看到了政治的动荡,同时看到了人民在生活的艰苦挣扎中表现出的对战争的乐观情绪。我滋长了强烈的创作欲,于是试用一种漫画和速写相结合的形式,利用土纸和墨笔,画成200 多幅《战时重庆》组画,以记所见所闻。这套画可以说是大后方的生活实录,住在大后方的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在我看来,却都是生活的火花,任其在眼前溜过,毫无反应,未免有失画家的职责。我把这套画带到香港,首先得到同行们的赞许,其次引起出版者的注意,认为可以先办一次展览,然后印刷出版,一新港人耳目。画展在半山腰的某教会会堂举行,以《重庆行》作标题,概括全部内容。等到交付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于日寇之手,此事搁浅。幸而朋友藏好原稿,后来把它带到桂林,交还给我。

  画展之后,我在香港近郊沙田租到一间住房,想在这里准备画一批画,然后远走新加坡,到那儿去开一次画展,可能的话,就在东南亚放开我的视野,开拓我的新生活。不料迁到沙田没几天,即遇日寇从广州方面向香港进攻。沙田是香港的外围,正处在火线上,英国人雇用的印度兵从香港开来,准备抵抗。记不得是哪一天晚上,近处听到枪声,我和一户种菜的农民避到近处山脚树林里,哩峻的枪弹声从树顶上飞过,有时打着树枝,劈劈啪啪作响。过了一会,枪声渐远,我紧张的心情才稳定下来,此时天已发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写得这里,忘了说一说那晚和我一起在树林里躲枪弹的,还有我新结婚的伴侣戴爱莲。这以后,我俩度过了一段惊险艰难的生活。

  1939年我和舞蹈家戴爱莲在香港认识,我帮她在半岛酒店举办了一次舞蹈晚会后不久我们即结了婚。1940年夏初同去重庆,同去见了周恩来,表达我们想去延安的心愿。周说,我们在大后方的用武之地比延安大得多,劝我们留在重庆。受此指点,我们打消了去延安的计划。留重庆期间,我们共同尝到了疲劳轰炸的滋味,一天躲几次防空洞,饱一顿,饿一顿,今晚住这儿,明晚不知住哪儿。这样的流浪生活,不以为苦,反而引以为乐。爱莲在重庆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为马的三支提琴曲编了三个舞,参加了重庆交响乐团的演奏会。周恩来所说的“大有用武之地”,真是说着了,我们怎么不引以为乐!不久爱莲因病先回香港,在玛丽医院动手术。我回香港时把她从医院接出来,我们一同住到沙田,那晚在树林里她同我一起听了一夜的枪声。次日早晨,和我一起躲进树林的那一家农民从家里捧来一锅香喷喷的狗肉,请我们尝尝滋味,我们也就不客气,乐得暖暖肚子。谈到这场战争,我自命是老资格,告诉他这是日本人打香港,日本人来了,英国人就得走;我们是大陆来的,是日本人的死对头,我们也得逃,但不知逃到哪里去。老乡说,山上有个山尾村,是我房东的老家,不妨去躲一躲。听了他的话,我马上回新居;房东正在收拾东西,问我怎么办?我说跟你走,他就带我们上山。走到山尾村,才知道山上有田地,有村庄,这是原来想不到的。我们庆幸有了藏身的地方,先住下,再慢慢想办法逃出去。

  山村和外界隔绝,香港情况如何,无法知道,心里真急。偏偏日寇的散兵游勇时时光临,搅乱了这世外桃源。看来日寇已在沙田驻扎部队,其士兵一有机会便到穷乡僻壤来搜寻猎物。他们进了村,看到鸡就捉,看到猪就砍,看到女人就追,第一批走了,第二批又来,完全把山尾村搅乱了。每天清晨,村里的妇女们早早备了干粮,带着孩子,躲到远处老林岩洞里,傍晚才回来;男子在村里应付强盗们。有一天强盗来得特早,妇女们来不及躲避,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被强盗抓住,他们把她拉到树林里发泄兽性,还派同伙在林外放哨,怕村民进去抢人救人。远远听到那女孩喊救命,我们束手无策,一腔怒火只能咬住牙关忍着。房东老人洪道英,是村里的长者,硬着头皮去见日寇驻军头目,请求保护。从那以后,山尾村稍稍安静了些。老人回来说,香港九龙早已被日寇占领,市面逐渐恢复,有的沙田村民已经担菜去市里卖,建议我们夫妇担着菜混进市里去看看。我也想,躲在山里不是长久之计,每天提心吊胆,不如冒一次险,进市里去和朋友们取得联系,也好商量个逃离香港的办法。于是我们下决心离开这与世隔绝的山村。我俩向房东借了衣服、扁担、菜筐,乔装改扮成茶农,和老人的长子,即我在沙田的房东,一同出发,进九龙去卖菜。

  12月9日进山,1 月8日出山,在山尾村住了一个月。临走之时,心想老人家招待我们住了这么久,总要有点实际表示,向他道谢才对。但身上囊空如洗,光说空话怎么行。爱莲当即取出她仅有的一副耳环、一串项链,送给了老人。

  房东在前面引路,带我们夫妇下得山来,老远看见几个日本骑兵拦住几个担菜的妇女,把菜抢去喂了马。我们立即绕道躲开,走上公路,向九龙方向前进。走不多远,遇到一支日本后撤陆军。他们一路走,一路拉夫为他们肩负抢来的财物,其中有软件,也有硬件。我们三人走过时,正碰上他们就地休息,于是三人都成了他们现成的猎物。房东先被拉住,其次是我,女的不要。我示意爱莲担莱先走,去远处等我。我察言观色,贼兵是想把他们自己身上携带的财物撂给我们代挑,我若真被拉走,不知到何时何地才能放回。我便捧着肚子蹲在地上装病,执意不肯就范,同时示意房东撂下菜筐向前狂奔。贼兵见了,想追又不敢追,只跑几步便折回来。此时突然听到带队的喊官一声哈喝,两个贼兵马上拔脚归队。我趁势溜之大吉,还把房东撂下的莱拉了,双排在肩,赶去和爱莲及房东会会。大家捏着一把汗,直待敌兵走完,才又上路奔向九龙。

  房东领我们在他的一家小商号休息,吃过了饭,我便开始寻找熟人。第一家找的是姓黄的画友,他正在家。看我们这副打扮,知道是从乡下来,便问我们沙田情况如何。我把山尾村避难情况说了,问他香港那边怎么样,过得了海吗?他说现在局势开始稳定,港九已恢复交通,而且日军已在下令疏散人口,可以有机会离开香港了。我问他生活如何,他说他能说日本话,在地方治安机关服务,做救济难民和疏散人口的工作。他看我们的狼狈相,建议我们在他家住一晚,换换装,明天再过海去。

  这天下午我找机会看了看九龙街头的情况。店铺家家关门,街上布满地摊,卖衣服用具的多,卖吃的少,难得有一两个卖粮食的,喊价高得吓人。可见粮食已很紧张,怪不得敌人要疏散人口。这晚黄家在骑楼上搭了个临时铺,招待我们夫妇睡了。次早醒来,我问老黄到底给日本人做什么事,他说昨天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你不信,今早上班,你跟我去看看。此话正中下怀,我正想要看看日本人怎样统治英国殖民地的中国人。吃早饭时,黄大嫂和老黄咬了一阵耳朵,老黄说:“怕什么,拿出来吃了算啦,明天缺吃的,我会想办法。”原来这位地方维持会第一把手的家庭也缺粮。我对爱莲用英语说:“咱们省着点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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