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61)_朱亚民

六一

　　当时，中华书局的印钞设备和技术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陆费逵重金聘用日本留学的技术专家，在图样设计、雕刻制版方面，都有创新。例如“壹圆”正面用“万古长青”图，背面用“孔子问礼于老聃”图。两面四周配有古色古香的边框，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造型特色。印钞工艺从雕刻、制版到凹印、凸印都是流水操作。每个印刷课之间都用铁丝网隔离，上道工序与下道工序，分工明确，连接严密，道道把关，一张也不会有差错。如果印坏了也可在松香水里一浸，去掉图案再印。主持香港分厂的总管是上海印刷厂的周开甲，管理十分严格。我们工人遵守操作规程，在生产劳动上是十分认真和负责的。

　　§3．谁来维护工人的利益？

　　上海中华印刷厂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活动的场所之一。1919年，李达同志就在中华书局任编辑工作。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非常活跃，厂党支部和工会，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我刚进厂时，厕所里还能隐约看到“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标语的痕迹。

　　1931年8月，我进厂不久，厂里成立了上海市出版业工会中华书局分事务所。当时物价上涨，工会代表要求厂方增加工资。资本家借口生意不好，拒绝了工人的正当要求。工人提出抗议。资方借故开除了工会事务所的工人。工会就发动工人抗议和怠工，并组织部分工人到市政府去请愿。资本家利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许多工人逃难，把工会骨干开除掉。厂方说：“在上海滩找100只狗不容易，找100个工人可以挑挑拣拣，”还威胁说：“捣蛋的一律不加工资，还要开除。”资本家一方面开除罢工骨干，另一方面又宣布把学徒工工资加到9元、11元、13元（满师）。这一打一拉的手段十分毒辣。那些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人被开除，使我很难过。他们为全厂工人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我开始认识到与资本家斗争是要冒风险的，要取得胜利，工人团结很重要。工潮以后，厂方把闹事车间合并，搭起了监视工人的高台，工人称之为“望乡台”。浇字房还请了一个地痞流氓来当拿摩温，加强对工人的监督。

　　资本家为了剥削、压迫工人，采取了多种方法。如随意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制造借口克扣工资等等。为了便于控制工人，一些工头利用封建宗族和地域观念，把工人分成“本地帮”、“外地帮”、“苏南帮”、“苏北帮”，制造矛盾，挑拨离间，甚至拉帮结派进帖子，拜老头子，拉拢培植亲信，威吓老实工人，打击进步职工。他们还在工人中散布宿命论思想，什么工人穷是“命中注定”，“先注死，慢注生”，“命中有一千财，睡着也有八百来”，“一身祸福，唯八字生成”，让工人群众处于愚昧不觉悟状态。资本家找借口要开除一个工人很方便。有一点小过失，就说你违反厂规，或无故旷工。如果什么把柄也没有，可以唆使一些流氓找你打架，你被流氓打了，还说你制造事端，违法乱纪。你要提意见，就说你冲撞“先生”，与全班“不合”；工伤就说你“工作过失”；年老体弱，就说你工效低，差错多，等等，把你一脚踢开。他们对我们工人歧视、蔑视，根本不把工人当人，开口就说“侬那排里工人懂得啥？！”还把工人说成是些没有头脑、无智无识的粗野人物，“没有说头，是‘阿木林’、‘屈死’、‘寿头’”。在旧社会，失业容易就业难。就业了，工人也处于这样一种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我在上海当工人，看到、听到、亲身感受的是这样，到了香港也一样。这就是所谓“自由世界”的“文明窗口”！

　　谁来为我们工人说话，谁来保护我们工人的权益？开始我们认为是政府。发生了劳工纠纷，大家都去找政府。但事实上，无论上海还是香港，政府最终都不是站在工人一边，而是站在资本家一边。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保护资本家利益，残酷打击和镇压工人运动。原因是，这些政府的官员，有的本人就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买办，或者是被他们收买的政客。政府也就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买办的政府。工人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与官僚、买办资本家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反动政府斗争。

　　§4．加入中国共产党

　　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战火，我们工人的生活动荡不安。我与夏国钧等几个从上海来香港的工人，为应付时局变幻，保护工人自身的利益，经商量后，决定在工人中组织“兄弟会”。“兄弟会”的意思就是工人兄弟团结起来，相互照顾和帮助。

　　“兄弟会”发展很快，凹版、加印、号码三个课都分别组织了起来。不到两个月参加的有100人左右。工会正式成立前，在处理劳资纠纷和救助困难的同胞和工友的活动中，兄弟会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7年初，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一条筹备组织香港印刷业工会的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就按报纸提供的筹备组地址，找到了筹备活动小组。我以“朱复”的化名，参加了筹备小组，积极参加印刷工会的筹备工作。我还动员了2名工友与我一起参加活动。1937年6月，香港印刷业工会正式成立，我被选为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当时的香港印刷业工会，会员包括了平版、活版、报馆、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等印刷业部门的工人，有广泛代表性。它的成立标志着香港印刷工人走上组织起来团结斗争的道路。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工人数量多，大多来自富有革命传统的上海，以后它们就成为香港印刷业工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香港印刷业工会成立前后，厂里接连不断地发生劳资纠纷。这些纠纷都是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压迫剥削而引起的。1937年9月份，厂方突然宣布4个新办法：延长劳动时间，由原来的8个半小时变为9小时；增加定额20％；取消每月2天赏工；取消奖励金。厂方这几条都违反了与工人的契约，侵犯了工人的利益，激起临时短工、检查课及凹版课的700多名上海工人的强烈反对。工人坚持罢工10天。厂方从上海总厂调来工头汪宝祥调解，最后以资方让步而复工。1938年1月，资方强迫工人签订新的合同。新合同损害了广大工人的利益。我们通过与厂方和平交涉，获得了胜利。

　　由于香港印刷业工会的成立，香港地下党组织开始注意我厂的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公开进行发展工会组织的工作。1938年3月，香港印刷业工会中华书局香港分厂“第三特别支部”正式成立。给予这个“特别支部”称谓，是因为中华厂工会会员在全港印刷业工会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在斗争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叫袁心德同志的同情和支持。袁心德的公开身份是《大众日报》记者，实际上是香港地下党组织职工部领导工运的。他在厂外组织了一个“工友社”的读书会，组织我厂“兄弟会”的骨干阅读进步书刊，例如《解放》、《群众》杂志的文章，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等。他利用“读书会”向工人分析抗日斗争形势，传播宣传马列主义思想。

　　袁心德同志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他与爱人朱兆真（即姚真）一起在广西从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工作。在广西他们遇到了我厂浦润泉等工人，浦等是被厂里调来给李宗仁、白崇禧“闹独立”印钞的。袁心德和朱兆真回到香港搞工运，就是通过浦润泉的关系来我厂的。他们在《大众日报》上经常报道我厂工运情况。袁心德同志在我们工人的支持下，还倡办了《工友》和《侨报》两份杂志，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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