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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与吴桂全谈抗日有好多次,吴到我们部队也有三四次。通过商谈,我们达成了一些“君子协议”。

  吴桂全在“三区”一带活动,只要不为虎作伥反对我们抗日,我们不过多干预他,我们派人去那里宣传抗日,吴也不能干涉。关于吴桂全拿出枪来抗日的问题,我向吴提议:“你可以成立一个中队。你吴某人为身价方便起见,不出面也可以。我给你一个部队番号,经费我来出,人和枪你负责,部队在你那里活动。你可以叫你的徒弟来带部队。”讲到中队长人选,我要他自己定。吴桂全听了,枪是他的,人是他的,部队由他控制,不仅不吃亏,还扩充了力量,就满口答应,说:“那好,叫我徒弟倪德庚干!他是三灶人,有点勇气,最好你们也派几个人来。”我说:“你要我派人,恐怕派不出来。我相信你,至于上政治课,我们可以帮你解决。”就这样与吴桂全谈妥了。

  1944年夏初,吴桂全就派他徒弟倪德庚,成立了“六中队”,倪任中队长,作为我们浦东支队的一支地方武装,所以叫“六中”,因为那个中队决定在六灶一带活动。

  根据我与吴桂全商定的条件,我给这支部队约法三章:第一,一切经费到支队部领取,除了固定开支外,如果不够用,可以报告,但不准以中队名义去敲诈老百姓。我订这条规矩,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部队在地方上收缴税费,权力都在支队部,中队无权;另一方面,如果由他自己收税自己开销,就不会听从我们指挥,这些家伙是只认钱不认人的。第二,为照顾倪德庚家眷生活,由我支队部按月供给大米2石,这比他在吴桂全手下当徒弟要多得多。第三,不准抽头聚赌、敲诈勒索、贪污腐化。如果发现,查到了不要说我们不客气。但这些人嘴上讲不赌,暗地里仍偷偷在赌,我们装糊涂。倪德庚为了表示对我们的“诚意”,提出要我们派人去,给部队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课。我就派部队工作经验丰富的徐黎同志,去当“六中”的政治指导员。徐黎,原名申其琛,南汇县六灶镇西申家石桥人。他去过延安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第四师“抗大”分校任教员,是一个军政俱优、勤奋好学的青年干部。他因回浦东养病,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后决定留在我部的。该同志于1945年8月在浦东李家桥战斗中英勇牺牲,时任“新六中”教导员。

  这支部队,在徐黎同志耐心细致的工作下,几个月下来,慢慢发生了变化。一些原来比较好的农村青年,经教育,觉悟提高了,我们就把他们作为骨干使用;那些坏的吃不了苦,又偷偷干了些坏事的,怕我们处理就丢下枪,开小差溜掉了。我把这个中队拉到我们支队部,与其他中队一起流动了一个时间,又陆陆续续补充些新队员,充实了骨干。通过淘汰差的,补充新的,就这样这支队伍被彻底改造过来了,吴桂全无法控制。我碰到吴桂全的时候,总是表扬他,说:“你这支队伍大有进步,你那些徒弟还可以,你也出了很多力。”实际上他心里明白,不少徒弟都纷纷向他告了“状”,有的已经开小差,只好怪他徒弟不“争气”,但又说不出口。

  后来,倪德庚也感到在部队太受约束,就带了几个亲信单独在外“游击”,不经常随中队活动了。1944年11月,敌人在三灶“扫荡”中,倪德庚被鬼子发现打死牺牲了。我们承认他是烈士。这支部队,挺进浦西后,一个排随支队部,改称警卫排,以后又合并到赵熊的华山部队中去了,留下的部分在浦东又扩建为“新六中”。

  1944年夏以后,吴桂全活动的“三区”,我们派了黄川农去当区长。黄是当地人,他带了个短枪队去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处罚惩办了吴的一些徒子徒孙,挖了吴桂全的墙脚。吴桂全大为不满,对我说:“黄川农太过分了!”我说:“这是为了抗日嘛!”同时,我也要求黄川农应该注意发展自己的力量,对吴桂全手下的人干了坏事,可以点名也可以处罚,但要网开一面,给吴桂全留点面子,还要给他留点财路,使他感到有利可图,这样我们可以稳住他,对抗日有利。后来,地方党派了朱新泉去加强领导,并成立区委,进一步开展那里的工作。

  1945年初,主力挺进浦西后,吴桂全翻脸了。他先把我们香店桥瞿家宅的一个侦察员瞿银祥拉了过去,拖枪叛变了我们。还指使人去敲诈支持我们的抗日群众。陈木英是富农,靠拢抗日部队,但不参加部队。吴桂全派两个徒弟去绑架他作肉票,结果反被陈木英只身缴了枪,枪送给了我们。我们主力西进,吴就向陈报复,杀害了陈木英。解放战争时期,吴桂全完全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上海解放前夕,吴随残匪逃到嵊泗列岛,妄图苟延残喘。我在嵊泗剿匪时,吴仍被我部活捉。他求我“开开恩”饶恕他。我只能对他说:“为时晚矣!”

  把他押回南汇由政府公审予以镇压了。

  §3.与“老狐狸”的较量

  江锦松是黄家路的一条地头蛇,人称“老狐狸”,也是枪贩子。国民党军队在上海撤退逃跑时,不少枪支弹药散失民间,江锦松廉价收购贩卖,赚了不少钱。日军到浦东后,他又投降日军当汉奸,被委任为皇协保卫团团长。不久,他儿子江亚男接替了他的职务,并当上了伪军区队长,江锦松就退居幕后。

  像江锦松这样的人,我们也把他与那些台上的死硬汉奸区别对待,没有放过一切可以为我们利用的地方,但江锦松比吴桂全还要狡猾。与他斗,不仅要勇,更要有智有谋。

  在黄家路镇上,我们有两个关系,他们都是医生。一个叫陈山,又名陈明初。一个叫沈三。这两个人,群众都称“三先生”,属地方爱国绅士。由于他们有时给穷苦老百姓看病不收钱,在群众中有些威望。陈山有个徒弟叫王正国,曾经是我们的常备中队长。我们部队的李阿全同志原是王正国中队的,通过这层关系,我们同陈山取得了联系。陈山是当地的知名人士,同江锦松很熟,江也对他买点帐,陈山对江也不得罪。沈三没有什么势力,但能洁身自爱,为人正派,有较高的民族意识。我们部队活动到那个地方时,这两个人经常一起来部队,与我交谈交谈。我就通过他俩去做江锦松工作。我的意图是争取不了,至少让他中立。

  那时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日军在黄家路的据点也不得不撤走了。黄家路离县城比较近,江锦松进退两难,非常恐慌。

  陈山和沈三抓住这个机会,对江直言相劝:“眼下在浦东,我看只有诸亚民部队最得人心,老百姓都拥护,你得留点后路。日本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他俩动之于情,晓之于理,连劝带吓,江终于表示愿意与我拉拉关系。

  陈山把信息传过来后,我态度非常硬朗。我对陈说:“江要与我拉关系,可以,但江锦松要有实际行动,拿枪出来!”我要陈山把这个话明白告诉江锦松。但江这家伙不像吴桂全,老奸巨猾,也很小气,不给他钱,他就不提这个枪。他是嘴上讲拉关系,实际是敷衍陈山。我要陈山给江锦松严肃指出,江与他儿子都是欠人民债的。陈山就对江说:“诸亚民光火了,讲你目中无人,不‘烧香’,还说你儿子的行为不好,是真汉奸!”这句话触动了江锦松,他想还是“钩挂三方”来得稳当,于是就表示:“枪的问题可以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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