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3)_朱亚民

三

　　另一支是由连柏生组织的“南汇县抗卫四中队”。部队负责人是连柏生和王才林。连当时是南汇县二区区长，但他爱国，与党有联系。王才林是党员。抗日战争开始，连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通过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团副孙运达关系，取得“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的番号，自己从商团借了两支枪，又与南汇四团仓周毛纪协商，把周毛纪的一支队伍约20余人拉了过来。中共上海浦东工作委员会就动员一批难民充实部队，还派了一些共产党员来部队做政治工作。这样，这支队伍形式上是国民党二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手里。1939年夏，部队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因为大队以行政区为名，他们是南汇二区，所以称“二大队”。由于周大根同志牺牲，他组织的“保卫二中”损失惨重，连柏生领导的这支部队，就成为党在浦东的主要武装力量。党组织派我到浦东带部队，就是到连柏生这支部队里去。

　　上海党组织为什么要紧急派我去工作呢？当时浦东党的抗日武装力量是属于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直接领导的。上海党组织为此专门建立了中共上海浦东工作委员会，简称“浦东工委”或“浦委”。据上级领导讲，主要是因为浦委的主要领导人与连柏生等当地干部关系不好，对这支队伍的发展影响很大。浦委书记陈静是个大学生，陕西人，抗战开始后江苏省委派他到浦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陈静到浦东后做了不少工作。但省委领导从浦东抗日力量的几次受挫中，认为陈静工作中存在“左”的倾向，使部队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另外，陈静同志也较骄傲，看不起当地人，在人事关系上与当地干部搞得很僵，由于有些事处理不当，影响了工作的开展。上海党组织根据江苏省委指示，决定派金子明同志接替陈静同志，同时把陈静同志调去常熟“江抗”工作。金子明同志感到浦东工作委员中缺少军事领导干部，要求上海党组织派干部下去，上海党组织一时派不出合适的军事领导干部，就派了我这样一个工人干部下去。

　　§5．初次下浦东

　　大约是1940年5月初，即回上海3个月后的一天，我按照马纯古同志交代的联络办法，与新浦委书记金子明同志接头。接头地址在新闸路上海明星大戏院附近的一爿书店门口。金子明同志的爱人吴培文同志就在这爿书店工作。我带了事先约定的联络记号——一张报纸，准时到达。金子明也带了一张同样同日的报纸，与我见面。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新浦委书记，满脸胡子拉茬，架了副深度眼镜，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就像一个走街穿巷的“江湖郎中”。他点头示意要我跟他走。一路上大家不说话，一直跟他走到13号码头（今江边码头）。金已事先购好了船票和车票。

　　我俩上了船，渡过黄浦江，上了岸又改乘小火车，到浦东重镇周浦。到了周浦换乘小轮船驶往南汇大团镇。我们在离大团镇七八里的西边的中心桥上了岸。大团是日本人的重要据点。我们的队伍在大团镇西边一带活动，中心桥是浦东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这个地区的地下党员负责人洪锋同志就在该地中心小学当校长。

　　我们沿田埂小路，走进了一个宅子，这个宅子叫张朱家宅。这是我们部队的驻地，在宅边我们与洪锋同志碰头。洪锋同志告诉我们，部队到浦东北部一带活动去了，要等到部队回来才能与我们见面。金子明同志就把我领到张朱家宅东面的顾家宅，说先在顾家的一所大房子里歇息。这所大房子，周围竹园、树木相映，房子的主人避战乱去上海了。灰黑大门紧闭着。实际上这是中共浦东工委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

　　我们敲开门，走进去，浦委张晓初同志已在里面等候；另外还有一个小鬼，是烧饭看门的勤务员。金子明介绍后，张晓初同志先向我介绍了部队的情况。不久，连柏生同志也来了。

　　金子明同志把我介绍给连柏生，说：“这就是上级调来部队工作的诸亚民同志。”连柏生同志举止儒雅，文质彬彬，看上去像个乡村教师。经介绍他原来确是上海新陆师范毕业的一个小学教师，有正义感又开明，为人诚恳正派，在乡里颇有声望，抗战开始后，成了南汇的一位地方领袖。他很欢迎我去工作，说部队大概明后天回来，先在这里休息。

　　有意思的是，离我们这所房子不远的北面，就是吴梦舟的大宅基。那是伪军十三师五十团二营的驻地。该营营长叫储贵彬，副营长叫吴建功。吴是大革命时期的“CY”（共青团员）。伪十三师原是国民党“忠救军”第八支队，日本人在浦东大“扫荡”时，该部投降了日本鬼子，改编为伪军。储贵彬与南汇的吴建功亲如弟兄，储就请吴建功帮他带部队。而吴建功是共产党员，“浦委”利用这层关系，控制了这支部队。这样“抗卫二大队”就能在距离日伪重要据点大团镇七八里的伪军防区内宿营和活动。我和金子明来顾家大宅，连柏生事先告知他们。所以，没有一个“闲人”来打扰。我进了这所房子，见到这番情景，深感浦东开展武装斗争的复杂性和隐蔽性。

　　我到浦东之前，考虑到工作需要，专门在上海租界书店里买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小册子，藏在小包里带到了浦东。到了顾家大宅我就拿了出来。金子明一看大吃一惊。问：“你带这些来干什么？”我说：“给部队上课有用。”金说：“好危险，万一路上被搜出来，不是暴露了？”由于我没有经验，后悔没有事先请示，庆幸的是没有出事。正是吃一堑长一智。但这些书后来还是派了大用场的。

　　过了几天，部队回来了。连柏生就带金子明和我，到张朱家宅部队驻地，与带部队的张席珍同志见面。张席珍同志，河北人，耿直机敏，原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房华籍巡捕，在上海入党并成为巡捕房党支部成员，因看不惯外国人横行，不服气，一次与外国人吵了架，不能再在上海巡捕房呆下去了。由于他受过军事训练，上海党组织在1938年就派他到浦东。另一位领导人王才林，没有见到。金子明向连、张宣布：“诸亚民同志来部队公开身份是抗卫二大队政治指导员，是上级党织织派他来部队工作的。”同时，我与部队的几位区队长见了面。

　　我到浦东后，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于1940年5月下旬，在金子明同志主持下，开会重新分工。新浦委的组成是：书记金子明；军事工作委员会书记诸亚民；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周强，直接领导地方党，后由陈文祥接替；伪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朱人俊；委员张晓初。军事工作委员会，有2名委员，一位是张席珍同志，另一位是周萍同志。周萍同志当时的身份是区队长，他是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的。我们部队的重大行动，都首先由军事工作委员会商定后，向浦委报告。它的活动是秘密的。我在“浦委”的真实身份，对部队也是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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