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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


  林竹栖生性开朗大度,在官场混了一场,自己两袖清风,连惟一的儿子也养不活,寄在妹妹家里。后来给雷忠厚当了参谋长,这时就与玉璧认识了。以后雷忠厚、李荣华靠拢我们,他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红军入川时,他当时是下川东民团总指挥。一看红军占领城口、万源,就准备带领下川东四十几个中队的民团到开县杨柳关起义,与红军会师;后因被内部叛徒告密事败,又几乎被捕。清浦和我会到李荣华和雷忠厚时,就经常摆他的龙门阵,一直担心他的安全,万不想在今天见了面。

  林竹栖的到来,使我眼前一亮:这不是接替服装社的最佳人选吗?这人生性爽直,活动能力强,社会关系也多,同雷忠厚、李荣华又是老交情,再加上个徐清浦,重庆的事情就完全可以放心了。

  当下我们就商量,清浦觉得很合适,林竹栖也满口答应。我们高高兴兴到隔壁“四海丰”吃了顿饭,我的一颗心完全放下来了。

  腊月,我回李子坝,陪两个孩子好好玩了两天,就起程回华蓥山了。

  【宝顶宣誓】

  正是腊月十几头上,天气很冷。我穿了一件旧的青布棉袍,头上包了一根青丝帕,装成一个病人,同李士民一道,喊了一乘滑竿,赶到太平场,住到我们一个老王同志的家里。

  这里是罗平精的老家。谈起罗平精牺牲后的情况,老王只是叹息,说他家里被抄了好几次,手下的人大多上了山,这次也有少数逃回来的,都被夏马刀的人捉住杀了。我问起他的女人和孩子,老王摇摇头,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不由得想起罗平精临刑前托给我的事情,心里茫然若失。第二天清晨,老王喊来短程滑竿,我们走一截,换一乘,经过赛龙场、肖家场、罗渡溪……都是走的场背后的小路。过去在这些路上,总是大摇大摆的,现在革命失败了,路上冷清清的,见到的都是些生人,偶尔一两个熟面孔,有的把头转过去,有的站着想喊我,又不敢开口。我干脆用铺盖蒙着头,闭着眼,想那些难忘的往事……到了罗渡溪场背后,把滑竿打发走了,我和李士民步行,赶到太阳坪家里,已经夜深了。母亲来开门,一见是我,手抖抖的,哇地一声就哭了。我扶她老人家在桌边坐下,没有流泪,也没有说话。

  玉喜来了,哑坐了一阵。才把我引到了门前的黄桷树下,指着树前的一块平地说:“哥哥的尸体,二姐夫他们几个偷回来了,暂时浅埋在这里,怕敌人知道了,不敢堆坟。”

  我一看,这哪里是坟,分明是一块刚播下种子的松土。

  四周死一样的寂静,腊月的寒风吹着,黄桷树的枝叶沙沙地摇动。我站在这里,就像站在玉璧的面前,我在心里对他说:你拿着枪杆和他们斗了一辈子,难道死了还躲他们不成?

  玉璧在我心里微笑,不回答我的话,却说:“玉屏,你终于回来了,我一直在等着你。”

  我坐下来,捏了一把松软的泥土,就像捏着他温暖而宽厚的手。我在心里说:“玉璧,我回来了,我已经把你的那封信刻进了心里,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

  玉璧仍然微笑着,说:“玉屏,你成熟多了,你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看见你我就放心了。”

  我禁不住了,一下子扑在他的坟上,喊着:“玉璧,你英雄一世,怎么会死在这姓曾的手里?总有一天,我会提着叛徒的脑袋来见你。”

  玉璧仍然很平静:“玉屏,你回过头去,看看你身后站了多少人啊……”

  我捏着一把眼泪浸透了的泥土,慢慢站起身来。夜已经很深了,寒风吹得更紧,玉喜在我身后轻轻地说:“嫂嫂,莫受凉了,回去吧。”

  回到屋里,母亲坐在孤灯前,泣不成声。我说:“妈妈,你别哭了,有我在,就有为玉璧报仇的那一天。”说着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和李士民一起上山了。玉喜拿了一把燃着的香火,送我们一程。

  十年来,白天黑夜,上山下山,哪里是沟,哪里是坎,也记得清,数得出。走了一截,叫玉喜转去,把香也弄熄,丢了。下了雪,路上滑溜滑溜的,黑夜里对面不见人影。我沿着荆棘丛生的毛狗小路,攀着枯藤,抓着小树,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李士民在我后面跟着。

  走到半山腰,穿过一片密林,进了乱草丛生的背静的山弯里,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问:“谁?”

  我立即听出是李仲生的声音。脚步声乱了,还夹杂着笑声和呼喊,李仲生、陈仁勇、范永安带着人把我迎住,七嘴八舌地说:“大姐,我们在这里,等了你两天啦!”

  大家拥着我,把我们引进向老大的家里,我却在这“家”门口愣住了。这是什么家啊:几根竹子搭着人字架。上面盖了些杂乱的茅草,什么都没有,只有个石头搭的灶,灶上搁了一个半边锅。一个烂箩筐里铺了些棕丝,里面放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另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孩,裤子也没有穿,坐在火堆旁边。

  我心里很难受,向老大却笑着说:“大姐,这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回来就好了。”

  仲生也叹息着说:“是呀,敌人把山边的房屋都烧光了,老向的大女儿大毛为了去抢一床破铺盖,也被烧死了。这是临时搭起的一个茅草棚。前些时候敌人搜山,向大嫂才生产三天,只好带着婴儿躲在崖洞里,又冷又饿,得了产后寒,前几天也死了,留下这两个孩子。老向也够受啊!大姐,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上山后慢慢地谈吧!”

  天亮了,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来到猫儿寺庙前。庙门前两个石狮子的嘴巴,被子弹打烂了;前面那块过去同志们下操的草坪,长了齐人深的杂草。一进庙门,法智跑上前来,连连喊了两声“大姐”,就不做声了。我望着法智,又想起法慧他们往年练武的情景。

  法智引我到大殿上,指着一根柱头,说:“徐老师父就是被绑在这上面,被敌人当靶子打死的。”我看柱头上,还留着无数的枪眼和黑黑的血迹。

  我们在柱头前站了一阵,抬眼望见宝顶上的那一杆大红旗,仍像十年前一样随风飘舞。这旗子,是夏林到广安买来的一匹大红绸,由我亲手缝制的。当时玉璧看了,说:“第一次起义时,叫你缝镶白边的杏黄旗,你不高兴,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现在,玉璧牺牲了,夏林牺牲了,还有许多保卫过这面红旗的同志都牺牲了。可是这面红旗还在。

  我们站了一阵,走出猫儿寺。庙前庙后的山坡平地上,长起了绿油油的青菜萝卜,在雪地里分外醒目。我在路边随手拔了一根刚破土的麦苗,想起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

  我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一片竹林地,陈仁勇站住了,说:“请进屋。”我四处看了一阵,说:“屋在哪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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