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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


  吴绍先苦笑着说:“大姐,有的事情你不知道。苏区那边也复杂啊。张国焘这个人,骄横得很,跟徐司令和好多领导都闹矛盾,后来中央开会解决,还叫他作了检讨。这次撤退,听说也是因为他突然改变主张,退得太突然。敌人的卡子又紧,我们过不去,组织上让我们暂缓一下,没想到他们很快就走远了。根据地的干部和队伍,能跟上的全都走了,敌人就掉转来打我们,杀了我们不少的人。我们在南部听说廖大哥牺牲了,大家都很难过,老刘政委当时还哭了,没想到他随后也牺牲了。”

  “你是说老刘政委也牺牲了?”

  “是呀,在一次战斗中,他掩护同志们突围牺牲的。”老刘政委也牺牲了!我伤心地摇摇头,又想要抽烟。吴绍先接着说:“自从老刘政委牺牲后,我们的领导都接二连三地牺牲了,现在和你们一样,也和组织失掉了联系。我们现在不能消极地等,要联合起来,串联起来,一边找组织,一边想办法,否则会等着挨打的。”

  我马上叫王晓兰和李士民去通知仲生和清浦,说南部来人了。他们当即就赶到太白楼来,见了面都亲热得很。说起这一段时间两边的情况和牺牲了的同志,大家都不由得掉一阵眼泪。最后研究了各方面的情况,确定了目前总的任务是保存力量,整顿组织,等候指示。各处的人马,扯红了的都要调到华蓥山上去,没有扯红的暂时潜伏下来,还要把隐蔽在各处的枪支集中起来运回华蓥。重庆的人,能回山去的尽量回去,不能回去的就留下来,一些人当流动商贩、码头工人什么的,打进贫民区,多建立一些联络点;另一些通过雷忠厚、李荣华的关系,打入范绍增、刘湘的部队,潜伏下来。服装店当然得开,可是得另外找个人来负责,我得趁杨森和刘湘换防之机,回去整顿队伍。运枪运子弹的事,就交给徐清浦和李荣华负责。

  那天夜里,我们谈了个通宵,然后就行动起来。李士民和两个同志回山上去传达我们的决定,我到合川和刁大哥商量工作,吴绍先到遂宁那边去联络队伍,然后和我们联系。吴绍先临走时,我送他,分手的时候他犹豫了半天才说:“大姐,我给你说个事情。金积成找到我们了,还和我们一起打了几仗,表现很不错的。你不该怀疑他。”

  我摇摇头,苦笑说:“是啊,积成和夏林一样,是个老同志了,跟着玉璧鞍前马后的十年,一直忠心耿耿的,我是不该怀疑他,可是当时的情况也太复杂。算了,不说了,他的事情,现在也弄明白了,如果他不怪我,就叫他回来吧。”吴绍先叹了口气,说:“他不会回来了。”

  “他还生我的气?”

  吴绍先摇摇头。

  “他想留在你那里?”

  吴绍先还是摇头。

  我一下子盯着吴绍先的脸,不动了。

  吴绍先说:“他牺牲了。”

  真是平地一声雷,怎么金积成也牺牲了?我还没来得及……我突然抓住吴绍先的手说:“他是怎么牺牲的?他是不是疯病又犯了?他还记恨我是吧?我真是,我怎么怀疑起他来了,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夏林和玉璧!”

  吴绍先看我捶胸跺脚的,连忙安慰我说:“大姐,你听我说,积成他没怪你,他只是说他很委屈,他说不清楚,他的确没有做对不起你和大哥的事,没做对不起党的事。他一直有些恍惚,口口声声说不信我死给你们看,一听见响枪,就没命地往前冲。他的病,时好时坏的。”

  吴绍先走后,我一直都没有平静下来。玉璧牺牲之后,我觉得自己的眼泪都已经流干了,可是现在我又为金积成伤心地哭了一场。

  转眼就到了冬月,华蓥山上又下起了大雪,刘湘的部队打算清乡。山上的同志们情绪不大稳定,仲生和辉同叫李士民带信下来,要我一定回去一趟。

  我也决定回去,可是服装店怎么办呢?这两个店开办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赚了两万多元,给山上送去的现款一万二千元,军服三百五十套,子弹六千多发,供给一年多由山上下来的百多人的伙食费用,同时还新结识了一些关系,建立了好些联络点,要是丢了确实很可惜;可是继续办下去吧,又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接手。最后同大家商量,觉得还是上山要紧,不能把人陷在这里。

  于是我们就忙着清理往来的帐目,该收的收,该还的还,本来冬天是旺季,也不敢接大批的货了,只是接点门市生意来维持工人的伙食和工资。

  关掉两个铺子的打算,我没给工人们说明,但是他们已经感觉到了。一天,陈树安来对我说:“陈先生,我帮了这么多年的人,走了十几家铺子,从没有见过你这样好的。我到这里,算来有一年多了,你重话都没有说过一句,全城的服装店没有一家像你工资这样高,又照顾我们,还经常教育我们,使我们懂得许多事理。你的铺子不能关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我说:“不会的,我有点事,最多一个月就会回来。”正说着,李士民过来了,陈树安转向他说:“喂!李士民,你这次到哪里去了?你以为我不晓得?”

  李士民笑着说:“你晓得我到哪里去了?”

  “你呀,你到那又高又远的地方去了,你到华蓥山去了。你站得高望得远就把我们丢了。”

  “谁说的?”

  一个叫老邓的技工在旁边说:“不要装模作样地哄我们了。我们打了一年多的交道,好孬也分得清楚。走,跟你一道,我是个单身汉,说走就走,又没有拖累。”陈树安叹息一声说:“唉!我就是有五个孩子,不做这针线行,就要饿死。他妈的,要不然我就和你们一起走。”我说:“祸从口出,大家不要乱说啊。”

  老邓说:“怕啥子,你们干都干得,我们说不得呀?”我转过话题,说现在生意不好做。

  陈树安说:“我晓得不好做,那些一心钻进了钱眼儿里的人都喊难,莫说你这样对我们工人慷慨大方的老板了。有难有啥关系?大家设法家解决嘛。”说着一招手,就把工人们都喊了过来。

  大家闹闹嚷嚷的,有的说:“我们三个月不要工钱。”有的说:“我们自己拿饭来吃……”接着这个几十元那个几百元,看样子凑个千把块钱没有问题。

  我看着大家,不住地摇头。服装店的事,真让我左右为难。

  第二天,徐清浦引来一个人:三十四五的年纪,矮胖矮胖的,团团脸,光着头,穿一套灰布中山服,说起话来很幽默。他见了我朗朗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开口就说:“久闻其名,未见其人,今日相见,不胜荣幸。”随后说出他自己的名字:“林竹栖。”

  过去经常听到清浦谈起有关林竹栖的情况,他是云阳人,同清浦在杨森办的万县军事学校同过学,当时朱德、陈毅正在那里当教官。毕业后他当了本县团练局长。时值北伐,他经常带着队伍到四乡去打土豪劣绅,不顾情面地杀了几个大恶霸,震动了全县。老百姓说他有胆量,封建老头子骂他是“疯儿”,土豪劣绅更是恨之入骨,骂他是“危险分子”。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四川也掀起了反共高潮,劣绅们联合起来。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把他关进了万县监狱。经人保出来后他又参加了家乡的武装暴动,又坐了一年的牢,其中几次都险遭杀头。幸亏他的几位要好的同学身居要职,从中周旋,才幸免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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