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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


  §(六)对美国的态度和感情

  她晚年的憾事之一是未能重访美国,虽然在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不少美国朋友和相识的人又一次劝她去。

  《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是她扩大接触面之后新交的朋友之一。1972年6月,她回复索尔兹伯里的信中说:“我怕是不能够去访问我的‘第二故乡’美国了……因为我有膝关节炎,不能多走路,而且我又患讨厌的荨麻疹……”

  有些作者把她对美国的感情解释为某种政治上的怀旧之情。实际上,她这种感情是很复杂的混合物,一方面是她在那个国家渡过青年时代、结识许多朋友的美好回忆,另一方面又因为她以后的经历所形成的爱国思想和社会观点在她心理上造成的矛盾。从历史上看,她这种感情同她父亲当时那些不断发展的观点有某些共同之处,同孙中山的相通之处就更多了——只是表现方式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所不同。她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了(她从同孙中山结婚那天开始就不再只是她自己了,踏上政治舞台以后更是如此),她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衡量其公众影响。

  她同美国及其政策的关系,与她同亲属及友人的关系一样,是为一个核心思想所决定的——这个核心思想就是中国的利益,涉及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进步的利益,由此来决定离或合、和好或对抗,也包括在新条件下进行新的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并且成长起来了——是在挫败外国势力进行干涉、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的种种企图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已成为国际生活中一个重大的、必须平等相待的因素。美国政府二十多年来对这个重要事实总想置之不顾,现在终究不能不加以承认了。对此,宋庆龄自然是高兴的。尼克松访华7年后,中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她写信给索尔兹伯里说:“我知道你对我们两国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你为此曾作出了如此艰巨的努力——一定非常高兴。我十分希望你在今年10月份能在这里同我们一道欢呼畅饮。”

  ①宋庆龄自北京致美国索尔兹伯里,1979年6月2日。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减弱民族尊严或平等意识。她喜欢美国和美国人性格中那些美好的东西,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不讨厌——或者反而更加讨厌——中国实行开放后一些年轻人认为美国什么都好的盲目崇拜。她经常强调要对中国青少年加强有关祖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她抚养的女孩子J(较小的一个)同她的朋友去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赴美留学的入境签证手续,回来向她说了情况。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气愤地说:“昨天美国大使馆对她们问了一些可笑的问题,如她们是不是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J那时在上海念小学!”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9年4月21日。

  她并不反对到美国去留学,只要这样做有利于使中国得到有用的知识。这是她自己年轻时的想法,也是她父亲把孩子们送出去的动机。但她憎恶外国官员这样对中国人在本国的政治关系及活动进行盘查(在这个国家,共产党人是国家复兴的领导力量)。至于“文化大革命”,不管它有多少错误,中国人在其间做了些什么、或没有做什么,终究不是任何一个外国政府的事情。

  造成她这种态度的不仅是中国百年来受欺凌压迫的历史,也由于中国当时这种屈辱的地位对她自己家庭的影响。1904年她姐姐霭龄赴美留学,在旧金山曾被美国移民局官员无理关押了19天——当时专门用来羞辱亚洲人的待遇。

  她记得1924年一位来访者曾询问孙中山,他同夫人是否愿意回一趟美国。孙答道,“我是个苦力,他们不会让我进去的。”孙在这里是指美国的排华法案,这个法案从那时以后一直施行了有20年,最常用的借口是为了排除“苦力劳动”。现在这个法案已经消失了,但它还是“阴魂不散”,不过表现的形式有些不同罢了。

  宋庆龄所持的许多观念中,最强烈的观念之一就是热爱和平。在她年轻时的著作中就已表明了这一点,虽然那时她的想法还相当天真。尽管她以后在行动中一直支持用武装斗争来对付武装的压迫者和侵略者,她从来都很明确地看到,击败了这些敌人以后必须实现和平这个目标。几十年来,她呼吁和平的声音在世界各地的讲坛上回响。在逝世前一年她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还说:“战争是可怕的祸祟,所以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去防止再发生战争——战争给人们带来多少痛苦!”

  ①宋庆龄致朱尼·陈,1980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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