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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


  §(五)同亲属的联系

  在这个时期,她先是通过第三者打听现在海外的那些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亲戚,后来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联系,还帮助一些想来中国访问的人获得签证。这是同国家的一项尽可能扩大接触面的新政策相适应的,这个新政策就是通过“一国两制”和“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的统一。这也是同她自己的亲属感情相适应的——她从来不允许因为这种感情而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但除此之外她是很重亲情的,并且只要有利于历史进步,她也会发挥这种亲属关系的作用。

  1979年,她在给理查德·杨的信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杨同他们是很熟的: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9年4月21日。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宋霭龄和孔祥熙的长子),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最近听上海的一个老朋友谈起,子安(她最喜欢的小弟弟、已故)的妻子婷婷(胡其瑛)嫁给了一个埃及人!大约六、七年前,我的亲爱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后,她就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念书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因为子安是战时在美国结婚的。

  “后来我又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化光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其后不久,她就同子安的遗孀婷婷联系上了:“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

  ①同上,1979年9月14日。

  关于孔家,她看来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建立联系。事实上,她后来嘱咐理查德·杨“请不要为了我去找戴维他们”。但她对其他亲属还是很关心。他问杨:“你是不是知道,我那亲爱的小弟弟子安的两个儿子在做什么工作?”又提到大弟子文的遗孀劳拉(张乐怡):“听说劳拉得了帕金森氏症(震颤性麻痹症),这种病很难治……”在另一信里,她提到了孙中山的女儿“孙金琬(格雷斯·戴)刚在澳门去世,因为摔了一跤。”

  ①同上。此信第1页未见,故日期阙。
  ②同上,1979年7月12日。

  但她确实同孙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孙科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她们住在美国加州,后来曾回中国探亲,她接待了她们及家人。她在1979年7月给杨的信上说:“我丈夫的孙女珀尔·孙(孙穗英)带着她的儿子(31岁)和女儿(28岁)来看我……”在另一信里,她提到任孙女罗恩娜·林(孙霞)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看她。还有一位侄曾孙孙必达(彼得·孙),是世居夏威夷的孙中山哥哥孙眉的后裔,也到中国来经营中外合资旅游饭店。

  ①同上,1979年7月6日。

  在她逝世前3个月,廖承志给“亲爱的叔婆”来了一封信。当时廖承志在中国外事工作及对台工作中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您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

  ①廖承志原信是1981年2月27日用英文写的,中译文载《廖承志文集》,下卷,第789页。

  据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她曾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在宋庆龄最后那些日子里一直陪伴着)的回忆,宋庆龄确实渴望美龄北京之行能够实现,既是为了私情,也是为了此行的政治意义。沈说:“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觉得住在她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现在她已经故去了,但我还是要把话传给宋美龄:她姐姐思念她,甚至于想到她可以在哪儿住。我愿意亲自到台湾去传这个口讯。”

  ①本书作者1990年4月15日对她的访问。她已九十高龄,当时因病住上海华东医院,但记忆很清楚。

  宋庆龄提到钓鱼台国宾馆,可见她所希望的不止是一次家人的私下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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