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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二


  §(九)充满危机的年月:1943—1944年

  但在后来的一年里,她却没有这样轻松的心情了。欧洲的战局正迅速走向胜利,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却呈现出一幅分崩离析的景象,不论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或人民生活条件上。

  蒋政权仍然觉得还有能力做的就是对陕甘宁边区及其首府延安进行军事威胁。1943年7月,宋庆龄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上说:“由于有一则广播新闻说胡宗南集中7个师在边区周围并向边区守军发射迫击炮,在我们的朋友们中间引起很大震惊。如果这条新闻不是直接来自延安,我是会一笑置之的,因为现在肯定不是发动一场内部冲突的适当时机。不管美国还是英国都不会赞同……尽管外国记者一再质询中央宣传部,我们还是得不到进一步的消息。

  “与此同时,周(恩来)、他的妻子和林彪将军正在回延安的路上。他们是两星期前离开这里的,共有4辆卡车。由于许多外国组织的同情支援,我们托他们带去一些医药供应品……(还有)一大笔钱给PH(国际和平医院)和其他(“保盟”承担的)项目。钱的数目看来不小,但通货膨胀已使国币贬值到这样的地步——大概很快就要用一篮子钞票才能换到一磅面包。”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3年7月16日。

  第二年在写给前线的理查德·杨少校的信中,她写到日本人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海上交通线因美国海空军的反攻而被破坏)发起进攻,许多城市陷落,而在重庆却依然醉生梦死。她接着写道:“但也不都能那么安闲,因为长沙——接着是衡阳和其他城市——的失利使我们精神上大受刺激……可悲的是,这些失利本来是能够防止的……出现的情况是我们的政治路线造成的——这里说的‘我们’不包括你、也不包括我。

  “西安、桂林等地的人都在慌忙撤退,以至于要花5万元才能买一张票回来,火车挤到要从车窗里爬进去……即使为了这样一个机会,也得等上好几天。

  “昨天晚上我邀了几个人来吃晚饭,因为是端午节,我们怀着深情为史迪威将军、也为你干杯。”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1944年7月26日。

  她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是很了解的。她也同老百姓一样,关心不断上涨的物价,痛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依然过着奢侈糜费的生活。这不仅是出于同情或哲理的空洞的事情——她自己总是在手头很紧的情况下过日子,懂得生活的压力。

  在一封信里,她写道:“通货膨胀逼得许多人自杀,在一个学校里一夜之间有4个人上吊——已经3星期没有肉,鸡蛋要3元钱一个……学生们很受苦,学习水平到处都下降——从前60分及格,现在有35分就过去了……”

  重庆的夏天闷热不堪,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受人工降温。有一次这些人也“吃苦”了,她是以这样尖锐的笔触来讽刺他们的:“上星期……因为本地的制冰厂出了故障,城里几乎发生一场革命行动。外交官们也凉快不了、文雅不了啦。他们买冰的优待证不起作用了。他们都像苦力似的把湿毛巾挂在腰带上,赴宴会时根本不穿上装、卷起衬衫袖子就去了。冰厂门前每天都摆起了长龙。在街上发生抢冰的打斗,所以现在人们都用汽车装……常常还有挥舞手枪的卫兵保护着。因此,冰也出现了黑市……50磅1200元,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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