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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


  §(八)在重庆时的生活

  宋庆龄在重庆时的生活情况,当时亲历的人有所记述。王安娜说,她的生活很俭朴,穿当地出产的荨麻布做的衣服,有些她所需的穿着因经济问题而置备不起。对于她的姐妹们从美国进口奢侈品,她曾直率批评。据美国艺术家和作家格雷厄姆·佩克的记载,尽管她有一所房子住,她的兄弟们又借给她一辆车,她作为孙逸仙博士遗孀所领的恤金远远跟不上通货膨胀。她想在屋里置一个座钟,但自己没有钱买,又不愿去求她的亲戚。

  ①格雷厄姆·佩克书,第604页。

  她特别喜欢外出走走而不被人认出来。有时她同王安娜一道在长江南岸乡间小路上长时间散步,就很感高兴。

  “……在路上擦肩而过时不期而遇,常常有许多人目瞪口呆地站着不动,不由得喊出;‘孙夫人!’这时候,她像一个年轻少女似的,脸顿时变得通红,立即匆匆离去……在路上的小茶馆里歇息时,她不必担心那些令她讨厌的视线。……抬滑竿的苦力或农民……大概连孙逸仙是谁也不知道。而在农民们看来,她的妹夫蒋介石就像是一个寻常人见不到的有权势的皇帝。蒋介石那黑色的大型华贵轿车被警卫和随从的车辆保护着,以最高速度在街上行驶。如果说重庆市民有机会看到蒋介石,也只是这个时候而已。

  “长途跋涉之后,又饿又累,这时候,我常常在孙夫人家里弄吃的。

  “‘请把你的煎锅带来!’她事先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还是做土豆煎饼。’”

  ①王安娜书,第388页。

  许多外国人想见她。有人纯粹是为了可以对别人说他见到了孙夫人。谢伟思回忆说:“……她几乎成了一个旅游热点。到重庆来的许多重要的访问者、将军们等等,常常想去拜访她,如果他们能事先找到人介绍……她不大出门……人们能进去看望她,但他们得准备挨骂,因为她被(国民党政府)认为是‘出圈,的。”

  ①谢伟思书。

  格雷厄姆·佩克写道,“秘密警察监视着她的住所”,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去看望她“可不是件随便的事”。她自己“对于接见外国记者或外交官也很谨慎”,因为她怕他们想要利用她。“但她喜欢招待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①格雷厄姆·佩克书,第603页。

  她来往的主要是老朋友和一些对她工作有过帮助(或可能有帮助)的人。那种单纯的社交来往,她很怕(见了一个人之后就难以拒绝会见另一个人,否则会得罪人),并竭力避免,认为那是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但她并不想当隐士,并且像王安娜所记的那样,喜欢同年轻人无拘无束地在一起——他们不会在她面前必恭必敬地坐着一言不发,也不会想从她嘴里得到一些有趣的或政治上有调和色彩的话语。她爱跳舞,特别是华尔滋,但在保盟举办的活动中,她为了不失自己的身份,从来不跳。

  ①王安娜书,第392页。

  在她所喜欢的年轻人中有一些是盟军的士兵。同军官们不同,他们在重庆没有什么社交娱乐场所。她有时在家里专门为他们举办圣诞或其他晚会,愿意去就可以去,不用专门的邀请,这使他们感到温暖——特别因为军官们反而要接到邀请才能来参加。

  这样的场合使宋庆龄从离开威斯里安学院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同年轻的美国人在一起。;她在一封信中说。“……一帮子真正的山姆(美国人的绰号)。我喜欢他们那种活泼直率的样子。”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8月。

  在另一信中,她说,为了举行一次这样的聚会,他们差不多来了60个人,把她家里的地下室装饰一新。一个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说,这些美国小伙子认为,“在他们在重庆参加过的所有晚会中,这一次是最棒的”。

  格雷厄姆·佩克记述她这些小型晚会说:“它们常常使人们渡过愉快的夜晚——聚餐、交谈,可能还跳跳舞。她很少谈政治。她只是用旁敲侧击的方式或者用语调来表示她对她那些亲属的意见。譬如在提到她的妹夫(蒋介石)时,她会把他的头衔“Generaliiissimo”(大元帅)这样拖长声调来念并且瞪大了眼睛,带着一点温和的讽刺。我还记得有一个晚上,她在脚脖子上拍了一下蚊子,笑着说,‘没穿袜子,你瞧。我破坏了‘新生活运动’的规则,可是我不能像我那位小妹妹‘皇后’那样到美国去买尼龙丝袜呀!’”

  ①格雷厄姆·佩克书,第603—604页。“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2月由蒋介石发起的,提倡所谓“礼义廉耻”,以抵制革命思想。

  佩克插叙说,“在她自己的国家里,她比妹妹蒋夫人名气更大并且更受人尊敬”,“有时她被称作‘中国的良心’,因为她对她那些贪婪的亲属以及他们曲解她丈夫的理想的作法十分不满,并且对此从不掩饰。在对国事的立场上。她是一位“坚如磐石的妇女”;但对待私交,她总是“轻松自如,毫无架子并且爱找乐趣”。

  她的幽默感有多种表现方式,有时作为一种嘲笑的武器,有时则纯粹为了逗乐,以放松一下心上的负担。后者的一个例子是1943年5月,她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是代她新得到的一只名叫“少校”的小狗写的(小狗是一位美国军官送给她的,这位军官的军衔是少校,所以取了这个名字)。信上写道:“亲爱的艾培叔叔:

  ①爱泼斯坦的昵称。——译者。

  我正在受训。我觉得纪律——说得轻一点——真是有点讨厌。但我将竭力不把它放在心上,因为那个妇女看来真是非常喜欢我的。

  她问我,‘你多小年纪’‘你打过犬瘟热和狂犬病预防针了吗?’我想她很快就要把我带到军事代表团去打针了。

  希望很快见到你。

  你的热情的狗侄子
  少校
  1943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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