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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一


  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感情的人,青年时代,每读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他都感动得流下热泪。到老来仍是如此。他读安徒生的《丑小鸭》,几天都不能心情平静,他给铁凝写信说:

  ……它写的只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

  这一切都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童话如此,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灵魂,也是跻于艺术宫殿的不二法门。

  你年纪很小。我每逢想到这些,我的眼睛都要潮湿。我并不愿同你们多谈此中的甘苦。这个时期,他结识了一批中青年作家,北京来访的,尤其多。无须讳言,由于年龄、经历、学养等等的差异,他们的见解并不总是一样;但一般说来,他们相处得是很不错的。这从孙犁方面说,用得着今天人们常说的一个字眼,那就是理解。对于这些思想、风格、手法、趣味……连他们自己也往往各自迥异的中青年作家们,他总是设法去理解他们。不是迁就,是有条件的赞同和鼓励。当然,也不乏会心的击节赞赏和诚恳的直言谠论。好在他谈的是作品,是艺术,而艺术本身的路子是十分宽广的,要做的题目很多,他不一定去钻牛角尖或是死胡同。

  比起见面,他更习惯于笔谈,即名副其实的文字之交。他给贾平凹写信说:“我很孤独寂寞,对于朋友,也时常思念,但我们朋友们真的来了,会说我待人冷淡。有些老朋友,他们的印象里,还是青年时代的我,一旦相见,我怕使他们失望。对于新交,他们是从我过去的作品认识我的,见面以后,我也担心他们会说是判若两人。”经验告诉他,和有些人见面,也确有某些不便之处。举例来说,他讨厌那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实际今日宗扬,明日师墨,高兴时鹦鹉学舌,不高兴时反咬一口的人。他觉得和这种人对坐,最好闭口。

  对于领导他的人,他很尊重,但不愿多去接近。有的人不一定是领导,文化修养也不见得高,但有些实权,好摆点官架,且能承上启下、汇报情况。孙犁最不会应付这种人。他写过一篇《菜花》,满可以形容他的为人:去年冬季贮存下来的大白菜,都近于干枯了,做饭时,常常只用上面的一些嫩叶,根部一大块就放置在那里。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鼓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

  没有香味,也就没有异味;色彩单调,也就没有斑驳;是黄色,但,是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这种黄色;而且那样淡雅清净,论出身,决不高贵……这一切,不是他是谁?

  这种特性本身,就是怕干扰的,所以,它只能摆在书案上。

  “文革”后期,有一年春节,在石家庄纱厂工作的大女儿(小苹)来了。一天中午,儿子(小达)来接大姐到佟楼自己的家里住两天。这日正赶上孙犁心里发烦,就对女儿说:“去吧,让爹安静安静。”女儿三十一岁了,从十六岁进纱厂,很早就帮助父亲分挑起生活的重担,很知道体爱父母。这样的儿女往往是心重的,听到父亲这样说,心里很不高兴。孙犁察觉了,愁闷有加,但是没有再说什么。

  原来,他的好静,不只对朋友,对家里人也是这样。

  下面又是一件小事,仍发生在“文革”期间,见于他的《〈书衣文录〉拾补》。这一次,却是对朋友:“整日烦躁,晚尤甚,而艾文会来。告以病,不去。伺余用饭毕,此公之故态也。”“文革”后,他发觉不对了,在这条“书衣文录”下面,补写了一个“附记”:“此实文会对我之关心。文会已作古。求实心,热心帮人如彼者,今已难矣。余好烦,得罪好朋友,而文会不以为意,甚可念也。文会晚境寂寞,思之黯然。”

  他以为,对于朋友,不能要求太严,有时要能谅(他信奉古人的交友之道:友直、友谅、友多闻)。谅是交友的重要一条。上面那件事,也说明了他对朋友的谅——自然,朋友对他也是谅的。

  他在育德中学读书时,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是蠡县人,漂亮而温和,孙犁喜欢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他叫李之琏,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的政法学院。孙犁家境困难,没有能够升学,也没有很多闲钱买书。他知道孙犁喜欢读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一种读书杂志,其中有三期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孙犁尤其爱读。于是,他就买了两期送给他,并写信说:虽然每篇文章都标榜唯物史观,有些人的论点是错误的。又说,刘仁静的文章比较好。孙犁很佩服这位同学的政治学识。

  高中毕业后,孙犁在北平当小职员时,忽然接到李从监狱寄来的信。他当时未涉足政治,胆子小,便约了一个伴儿去看他。在一个小小的窗口,他们交谈了几句,而且几乎同时落下眼泪。

  抗战爆发后,李一出狱就加入了抗日队伍。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驻安国县时,他就住在孙犁父亲的店铺里。因为有他,父亲对孙犁出来抗日,才减少了些疑虑。1938年,他去延安。后来孙犁也去延安,他每次去鲁艺看孙犁,总要带上一本粉连纸印的军政杂志。他知道孙犁吸烟,当时卷烟纸又很难买;这本杂志正好在看过之后,再为得主尽一次义务。建国后,李先后担任中南局干部处长和中宣部秘书长。在他快要当副部长的时候,因为替某作家说了几句话,成为右派,最后流放新疆。行前,他到天津一趟,孙犁送了他一些路费和两本书:《纪氏五种》(内有关于新疆的笔记)和《聊斋志异》。他没有收《聊斋志异》,让孙犁自己留着看。“文革”后,李得到平反,当了中纪委的常委。孙犁感到很光荣,对人说:“官儿,之琏做得够大了,这在过去,就是左都御史!”

  孙犁曾引古人的话说: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他和李之琏,也是经过了沧桑世变的真知交。

  但是,即使对这位从少年时代就建立了感情的同窗好友,孙犁也没有放弃他的某种“脾气”。他回忆起一件事:最使我想起来感动,也惭愧的,是他对我的体谅。有一次,他到天津,下了火车就来看我,天已经黑了。他是想住在我这里的,他知道我孤僻,就试探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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