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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〇


  余于友朋,情分甚薄。无金兰之契结,无酒食之征逐,无肝胆之言语,无密昵之过从。因之无深交,多不详其家世、学历、年龄。

  他是20年代书生模样,文质彬彬,风度很好,对我关心。数十年来,相与之间,无言语之龃龉,无道义之遗憾。

  他写的诗,明白畅晓,我所喜爱。

  人之一生,欢乐痛苦,随身逝而消息全亡。虽父母妻子,亦只能讲述其断片。此后,或有说者,或无听者;或念者少而忘者多。或知者不言,或言者不知。其见证较久远者,其为遗书。能引起我对远的全部回忆的,就是他这本诗集了。故珍重记述如上,以备身体较好,能有较详细的关于他的记述。

  他的心愿实现了,1976年12月7日夜,即粉碎“四人帮”刚刚两个月,他就写了那篇《远的怀念》。这可以说是他重登文坛之后写的第一篇作品,虽然发表的时间较晚。远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文章写道:“听到远的死耗,我正在干校的菜窖里整理白菜。这个消息,在我已经麻木的脑子里,沉重的轰击了一声。夜晚回到住处,不能入睡。”特别是结尾的几句话,据我们所知,很多喜欢他的散文的读者,差不多都能背诵了: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

  他说自己于朋友份上,“情分甚薄”,生前无酒肉征逐,无肝胆言语……但在朋友身后,他却用自己充满真情和道义力量的文字,在读者的心里悄悄筑起了一块碑。在文学史上,远本无赫赫之名,在读者的心里,他至少要生活上一个时期了。孙犁在下面讲的一番话,的确也是实情:“我从青年时期,列身战斗的行伍,对于旧的朋友之道,是不大讲求的。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下好宾客,也很少外出交游。对于同志、战友,也不作过严的要求,以为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就不要责备人家。”这一观念,一直到今天,也影响着或支配着他的交际方式。

  一般说来,对面相坐,他比较沉默寡言。之所以这样,据他说,一是因为性格,二是因为疾病,三是因为经验。性格呢,他说自己从小体弱多病,表现在性格方面,优柔寡断;加以多年习文,对周围环境和人事关系,也缺乏知识和应对的能力。疾病就不要说了。至于经验方面,他得着了许多的教训,这里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访问者从他这里走了以后,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孙犁看后吃了一惊:那已经不只是报告文学,而是近似小说的东西了。其实,访问者在他家坐了不过一刻钟,谈了不多几句话,且有第三者在坐,可以作证。但在访问记里,孙犁变成了一个讲演家,滔滔不绝地讲着大道理,而且还郑重地打上引号,使孙犁看了,真不禁目瞪口呆了——当然,他并不是恶意,引号里的那些话,也都是好话,都是非常正确的话,并对当前的形势,有积极意义。千百年后,也不会有人从中找出毛病来的,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说这种话,是作者为了他的主题,才要说的,是为了他那里的工作,才要说的。

  往不好处说,这叫“造作语言”,往好处说,这是代我“立言”。什么是访问记的写法,什么是小说的写法,可能他分辨不清吧。由于这种种原因,他在客座前面一张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本人因年老体衰,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大意)。这固然是对自己身体和精力的一项保护性措施,而对于那种喜欢寻章摘句、捕风捉影的人,也不失为一种限制性手段。他是主张“慎言”的,以为写出的文章,虽经反复推敲、修改,尚且难免出错,更何况侃侃而谈、言多语失呢。即使不失,还会传错、领会错呢,那时再解释、更正,也未必来得及了。

  有时也会引出小小的插曲。有一次,谌容来了,回去以后,写来一封短信:

  孙犁同志:

  他们警告我说,您接待客人只限十分钟。可我不知不觉在您的椅子上坐了一小时,听你谈笑。回来一想,占了你那么多时间,心里很过意不去。您那篇稿子写完了吧?发在什么地方,我很想看看那被我打扰过的文章。

  寄上我的农村题材小书一本,望你批评指正。

  您一定要多走些路,在院子里也好。

  祝您

  逍遥自在!

  信就是这么长。孙犁接到后,写了一封足有八倍于此(近两千字)的长信,热情地和她谈道论文,除了对方的作品,还谈小说的两种写法,谈鲁迅,谈莫泊桑、契诃夫,谈《红楼梦》、茅盾……夸张一点说,真是题开八面,略无拘牵,不像一个拘谨的或衰病的老人。关于那张纸条,信里说:“有些事,是越传越邪乎的。这几年,在我的方桌角上,倒是压着一张小纸条,不过是说,年老多病,亲友体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后来就传说,限在十五分钟,进而又说只限十分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不大轻信传言,即使别人的访问、回忆等等文字记述,有关我自己的,也常发见驴唇不对马嘴,有时颠倒事实。我看过常常叹气,认为载记之难,人言、历史之不可尽信,是有根据的。”他虽少交际,但在待人方面是非常真诚的。对于朋友,他心里的热情,绝对比表现出来的要深厚、强烈得多。特别是在青年时代、艰苦岁月建立的友情,他自己形容说是如同板上钉钉,钉虽拔去,板有裂痕,“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无限伤痛的。”正因为这样,“自从1976年,我开始能表达一点真实的情感的时候,我却非常怀念这些年死去的伙伴,想写一点什么来纪念我们过去那一段难得再有的战斗生活。这种感情,强烈而迫切,慨叹而戚怆……”这些文章,除了前面说过的《远的怀念》,还有《伙伴的回忆》(记侯金镜、郭小川)、《回忆何其芳同志》、《悼画家马达》、《谈赵树理》、《夜思》(记张冠伦)、《悼念李季同志》、《悼念田间》,以及写于60年代,同样可以归于这一类文章的《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记邵子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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