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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这话说得有理。大作家、大哲学家们多次说过这类意思的话:花草树木离不开自然气候;作家作品离不开社会气候。提起解放初期那段好时候,不只孙犁有依依之情,二十岁在《文艺周刊》发表处女作的从维熙也说过:“我还经常回忆50年代初期的美好时光,那时我们的空气多么清新,每每思念起来,真有涉步于郁郁森林之感。”蒙古族作家佳峻则从《文艺周刊》直接领略到了那“早晨的风”:“在众多的报刊中,我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读者,我学的是新闻,但我赞赏在这里刊出的一些清新、质朴、不雕琢、不媚俗的作品,它们给我很深的印象,读后常常联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菜园、一块平平常常的草坪、一潭波澜不惊的春水、一片四处可见的绿叶,平凡极了,但充满生机,就像每天都可以领略的早晨的风。”

  很快,围绕着《文艺周刊》,成长起一批年轻的作者队伍,人们经常提起的是这几位: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他们在给《文艺周刊》投稿的时候,都还是中学生,如刘绍棠,他在该刊发表作品时,才只有十五岁。后来被许多人称为“荷花淀派”的那个作家团体(尽管对文坛上是否已经真地形成了这样一个流派还存在着争议),主要就是以这些人为基础。正因为《文艺周刊》在扶植文学新节、培养青年作家方面尽了心力,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绩,这些作家自己在许多年之后,也一直感念着它和它的主持者们的劳绩,尤其是它那良好的编辑作风,更是泽及后人,影响深远。刘绍棠说:“对于《天津日报》的远见卓识,扶植文学创作的热情和决心,栽培文学新人的智力投资,我是非常钦佩和感念不忘的。孙犁同志把《文艺周刊》比喻为苗圃,我正是从这片苗圃中成长起来的一株树木。饮水思源,我多次写过,我的创作道路是从天津走向全国的。”从维熙说:“……我的启蒙师长孙犁同志,似乎也在一篇书简中,把文学比作一座高山,他在这座峰峦面前‘高山仰止’。”“回归文坛之后,我常常告诫自己:少一点哗众取宠,多一点甘居寂寞;少一点游山玩水,多一点苦斗精神。文场不是赌场,文苑不是商品交易会,它应当是干净而宁静的,这是我国古代文人留下的良好遗风。这种遗风,不应当在我们这一代人或下一代人中间断线失传。之所以要这样告诫自己,因为自己也生活在现实之中,自己身上也有七情六欲,难免受名利之心的驱使,而变成文场上的外交家。”

  在《文艺周刊》这块园地上,对于许多青年作者来说,虽然孙犁尽了一个园丁或师长的责任,可是,除了他在课堂上教过的学生,他固执地不同意别人称他为老师。他也始终只把《文艺周刊》看做是一个“苗圃”,在给刘绍棠的一封信里说:“我并不希望你们(指从维熙和其他同志),老是在这个地方刊物(指《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它只是一个苗圃。当它见到你们成为参天成材的大树,在全国各地矗立出现时,它应该是高兴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前面他说到的那篇《成活的树苗》,以哲理化的情节和语言,讲了他关于培养青年作家的体会、见解:有人从承德带回来八株马尾松树苗,分赠同院养花的人,他得到三株。一月后,别人养的都没有成活,他养的三株,活了一株,“值雨后,挺拔俊秀,生气四溢。”当日送树苗者要他介绍经验,他笑着说:“这有什么经验,你给我三株,我同时把它们栽到一个盆里。死去两株,这一株活了,是赶对劲了吧。”对方不以为然,他观察过孙犁的栽培方法:经常松土、避免烈日暴晒……孙犁不再争辩,并说:“种植时,我在下面还铺了一层砂子,我们院里的土太粘了。”

  别人以为这就是经验。孙犁说:“松土、加砂,不太毒的阳光,同施于三株,而此株独活。可能是它的根,在路上未受损伤,也可能是它的生命力特别强盛。我们还是不要贪天之功吧,什么事也不要贪天之功。”这样说了之后,彼此一笑而散。

  不久,鲍昌来访,他告诉孙犁要到石家庄开会,能见到刘绍棠、从维熙。孙犁托他代向二人致意,并约稿。谈话间,孙犁又说到了一个题目:“近些日子,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人们常说,什么刊物,什么人,培养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这是不合事实的。比如刘、从二君,当初,人家稿子一来就好,就能用。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是过重了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我过去写了一篇‘论培养’,我想写一篇‘再论培养’,说明我经历了几十年风尘,在觉悟方面的这一点微微的提高。”

  这一次,他又遇到了鲍昌的诘难:“我看你还是不要说得太绝对了。那样,人家会说你不想再干这方面的工作了,是撂挑子的话。”他承认鲍昌聪颖,应对敏捷,而且常常一针见血,彼此便又一笑而散。

  关于马尾松树苗和关于培养青年作家的这两次谈话,发生在同一个夏日的早晨和下午。孙犁并非有意把它们安排在一起,可是它们就像一篇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那么上下呼应一致,也真是无巧不成书了。

  在《文艺周刊》,他做了许多切实而具体的工作。在这个刚解放的城市里,正像他在那篇《谈工厂文艺》的文章里说的,很注意培养工人自己的文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文艺周刊》的版面上,很快出现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其中如阿凤、董相、腾鸿涛、郑固藩,以及稍后的万国儒等等,都曾经产生过相当影响。孙犁强调这一经验:当编辑,主要看稿件质量,不分远近亲疏、男女老幼、有名无名,稿件好的,立即刊登,连续刊登。而且,周刊很看重发表新作者的作品,认为自己应该有一支新作者的队伍,“一旦这些新作者,成为名家,可以向全国发表作品了,就可以从这里移植出去,再栽培新的树苗,再增添新的力量”,因为它是一个“苗圃”。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在不长的时间里,从这个小小阵地上连续走出那么多全国闻名的文学新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从维熙、佳峻、韩映山等,都曾谈过《文艺周刊》迅速、连续地发表他们作品的往事。其中,韩映山谈的也许更有一些代表性:

  50年代初,当我还在保定一中念初中的时候,就喜欢读《文艺周刊》发表的作品。它虽是报纸上的周刊,其文学性质却是很强的,作品内容很切实,生活气息很浓厚,格调很清新,语言很优美,有时还配上一些插图,显得版面既活泼健康,又美观大方,没有低级趣味和小家子气,更没有那些谁也看不懂的洋玩意儿。当时孙犁同志的《风云初记》和方纪同志的一些作品曾在上面发表,影响和带动了不少的青年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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