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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到了冲锋的地点,那个紧邻车站的小村庄。古运粮河从村中间蜿蜓流过,这条河两岸是红色的胶泥,削平直立,河水很浑很深,流的很慢。两岸都是园子,白菜畦葡萄架接连不断。一条乌黑的电线已经爬在白菜上,挂到前面去了。

  战士们全紧张起来,我听到了战场上进攻的信号,清脆有力的枪声,冲锋开始了。我听见命令:“过河!”就看见那个小小的炮手——马承志,首先跳进水里,登上了对岸。

  这孩子跃身一跳的姿势,永远印在我的心里,这是标志我们革命进展的无数画幅里的一幅。在这以前,有他那年老失明的外祖父,在平汉线作战牺牲的马信涛,勤谨生产的姐姐马秋格;从他后面展开的就是我们现在铺天盖地的大进军,和那时时刻刻在冲过天空、吱吱作响、轰然爆炸的、我们的攻占性的炮声。

  这轰然爆炸的、攻占性的炮声一直延伸开来,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都是火光冲天,到处都是欢呼解放的人群。在腾腾烈焰和如潮歌声中,一个新的国家的形象已经孕育成熟,五四时期那位新中国的预言诗人所召唤的凤凰,就要再生了!

  于是,在1949年1月,孙犁又一次随大队集合。这一次集合,不是向平原和山地转移,也不是走向那曾是革命灯塔的边城,而是走向大都市,走向被称为北方重镇的天津。

  当时孙犁正在深县,接到方纪的电话,说冀中区党委通知他到胜芳集合,准备进入天津。他先到了河间,然后与方纪、秦兆阳一同骑车去胜芳。胜芳是津郊大镇,水上风景很好,可惜是冬季,想观赏而不可得。但是他兴致勃勃地赶了集,看了市上出售的旧书。

  在胜芳集中的,除了《冀中导报》的人员,还有从冀热辽的《群众日报》来的一批人,它的副总编辑郭小川,也属于这批人之内。这两部分人合起来,筹备进城后的《天津日报》的出刊。当时,孙犁编在《冀中导报》的队伍里(他在冀中时,常在该报驻地食宿,但只在今天,才成了它的正式成员),和方纪共同准备了进城后的副刊版面,他写了一篇题为《谈工厂文艺》的文章,后来登在1949年1月18日出版的第二张《天津日报》上。从这时起,他已经想到,随着进入城市,文艺工作的对象和重点将要发生具体的变化:“在农村工作了多年,我们对于农村文艺工作和部队文艺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天津是工业城市,现在想到的是:如何组织起一支工人文艺队伍。”“八年抗日战争,我们主要是建设了乡村的艺术活动。今天,进入城市,为工人的文艺,是我们头等重要的题目。”以后的事实证明,和孙犁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在发展工人的文艺和培养工人作家方面,作出了实际的贡献,并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他们在胜芳并没有等候多久,天津就解放了。下面的情形,让我们转录作家本人的纪事:进城之日,大队坐汽车,我与方纪骑自行车,路上,前有三人并行,我们骑车绕过时,背后有枪声。

  过一村后,见三人只剩一人,我与方纪搜检之,无他。此自由行动之害也。比至城区,地雷尚未排除,一路伤员、死尸,寸步难行。道路又不熟,天黑始找到报社,当晚睡在地板上。孙犁后来说过,这是差一点儿没有挨了国民党的黑枪。

  过去的都已过去。现在,天亮了,解放了,睡在地板上的这一夜,迎来了一个新的黎明。

  ※第七章 进城以后

  〖园丁之歌〗

  天津解放的日子是1949年1月15日。攻城前,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天津市民估计,人民解放军两三天内就可以攻占天津。实际上,只用了一天时间,这个始建于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的“海上门户”,便跨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了。

  当孙犁和方纪骑着自行车,沿着公路经由杨柳青进入天津的时候,“遇见了解放天津作战的青年战士们,他们说笑、歌唱,对源源进入天津的人们热情地招呼。每个人都对他们表示了无上的尊敬,他们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神圣的任务,从人民脖颈上摘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枷锁。”“一种新的光辉,在这个城市照耀,新生的血液和力量开始在这个城市激动,一首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赞诗在这个城市形成了。”孙犁就是怀着这种历史感觉进入天津的,他和新生的天津市的人民一样激动。“那来自东北各地的青年英雄们,那来自冀中各个城镇、各个村庄有组织有经验的民工担架队,和那些带着农民的朴实作风进入这个城市工作的地方干部们,都用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对这个城市的贡献,来纪念天津的解放。”

  他也是这样。进城后的第三天,就在原来《民国日报》的旧址,出版了《天津日报》。顺便说一句,《天津日报》的组成人员,除了上述《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两部分人,还有一些平津学生。孙犁被分配在副刊科工作,做副科长(科长是方纪)。从此,尽管他的具体职务有所变化,但再也没有离开《天津日报》。

  《天津日报》的副刊以《文艺周刊》的名称享誉文坛。做为作家和编辑,孙犁在这块园地上默默耕耘了几十个寒暑,到了他的笔下,变成了这样几句普普通通的话:记得1949年进城不久,《天津日报》就创办了《文艺周刊》。那时我在副刊科工作,方纪同志是科长,《文艺周刊》主要是由他管,我当然也帮着看些稿件。后来方纪走了,我也不再在副刊科担任行政职务,但我是报社的一名编委,领导叫我继续看《文艺周刊》的稿件。当时邹明同志是文艺组的负责人,周刊主要是由他编辑。

  ……

  现在有的同志,在文字中常常提到,《文艺周刊》是我主编的,是我主持的,……这都是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缘故。至于说我在《文艺周刊》培养了多少青年作家,那也是夸张的说法,我过去曾写过一篇小文:《成活的树苗》,对此点加以澄清,现在就不重复了。人不能贪天之功。现在想来,《文艺周刊》一开始,就办得生气勃勃,作者人才济济,并不是哪一个人有多大本领,而是因为赶上了解放初期那段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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